引言：历史背景与会议的紧迫性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省遵义市召开。这次会议发生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当时，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进行长征。长征初期，由于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红军遭受了惨重损失，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党内和军内弥漫着对领导层的不满和对革命前途的悲观情绪。如果不及时纠正错误，党和红军很可能被国民党军队彻底消灭。遵义会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它通过纠正“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革命力量，成为中国共产党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下面，我们将详细分析遵义会议如何在危急关头发挥作用，以及它作为生死攸关转折点的深远影响。
一、遵义会议前的危急形势：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
遵义会议的召开并非偶然，而是党和红军在极端困境中的必然选择。理解这一危急关头，需要回顾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的惨状。
1.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源
1933年，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当时，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秦邦宪）和军事顾问李德（奥托·布劳恩）主导了反“围剿”战略。他们推行“左”倾教条主义，盲目照搬苏联经验，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阵地战和正规战，拒绝毛泽东提出的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和运动战。例如，在广昌保卫战中，红军在李德的指挥下，死守阵地，与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硬拼，结果伤亡惨重，广昌失守。这场失败直接导致苏区被国民党军队层层包围，红军无法立足。
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放弃苏区，开始长征。出发时，红军有8.6万多人，但装备落后、补给匮乏，而国民党军队在沿途设置了四道封锁线，企图一举歼灭红军。
2. 长征初期的惨重损失与内部危机
长征初期，博古和李德继续错误指挥，将红军变成一支“搬家式”的队伍，携带大量辎重，行军缓慢，目标暴露。湘江战役是转折点中最惨烈的一幕。1934年11月底，红军在突破国民党第四道封锁线时，遭受敌机轰炸和地面围攻。红军指战员浴血奋战，但损失过半：从出发时的8.6万人减少到不足3万人。许多优秀干部如陈树湘师长壮烈牺牲（他腹部中弹被俘后，从伤口掏出肠子绞断自尽）。这场战役暴露了领导层的无能，党内对博古、李德的不满急剧上升。
更深层的是思想危机：许多红军战士和干部开始质疑革命前途。毛泽东虽被排挤出领导核心，但他的正确主张（如避实就虚、灵活转移）在基层仍有影响力。如果继续错误路线，党和红军很可能在后续的国民党追击中全军覆没。这就是遵义会议前的“危急关头”——不是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生存威胁。
二、遵义会议的召开过程：纠正错误的关键决策
遵义会议于1935年1月15日在遵义柏辉章公馆召开，与会者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红军高级将领，共20余人。会议由博古主持，但实际主导者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会议的核心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军事路线错误。
1. 会议的主要议程与发言
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报告，他试图将责任推给客观因素（如国民党军队强大），回避主观错误。接着，周恩来作补充报告，承认了部分错误。随后，毛泽东发言，他用大量事实和数据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路线。例如，毛泽东指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本有取胜机会：苏区群众基础好，国民党军队内部矛盾多，但错误路线导致了被动挨打。他举例说，在福建事变中，国民党十九路军反蒋，本可联合，但博古等人拒绝支援，错失良机。
张闻天和王稼祥也发言支持毛泽东，批评博古、李德的指挥是“军事冒险主义”和“保守主义”。会议持续了三天，激烈辩论后，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明确指出博古、李德的错误是“左”倾教条主义的体现，必须彻底纠正。
2. 领导层的调整
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成立由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后称“新三人团”），毛泽东实际参与军事决策。这不是简单的权力更迭，而是路线上的根本转变：从教条主义转向实事求是，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机动。
这一过程体现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实现自我纠错。这在当时是极其罕见的，因为党内一度存在“家长制”作风，但遵义会议证明了党的成熟性。
三、遵义会议如何在危急关头挽救党和红军
遵义会议不是事后诸葛亮，而是在长征途中、国民党军队紧追不舍的关头召开的。它通过以下方式直接挽救了党和红军：
1. 纠正军事路线，避免全军覆没
会议后，红军立即调整战略，摆脱了错误指挥的束缚。例如，在后续的四渡赤水战役中（1935年1月至3月），毛泽东指挥红军灵活机动，声东击西，成功甩掉国民党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具体来说：
- 一渡赤水：红军在土城遭遇国民党川军，毛泽东果断放弃原计划，改向云南扎西转移，避免了正面硬拼。
- 二渡赤水：红军回师贵州，攻克娄山关，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士气大振。
- 三渡、四渡赤水：红军佯攻贵阳，逼蒋介石调兵，然后趁虚渡过金沙江，彻底跳出包围圈。
这些战役中，红军从3万余人发展到4万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如果没有遵义会议的路线调整，红军很可能在赤水河畔被歼灭。这直接体现了“挽救”的紧迫性：会议后仅一个月，红军就从被动转为主动，生存下来。
2. 统一思想，凝聚力量
会议前，党内分歧严重，甚至有分裂风险。例如，一些干部私下议论“毛泽东的路线对，但为什么不让他领导”。遵义会议通过公开辩论，澄清了是非，统一了思想。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得到确认，这增强了全党的信心。会议后，红军战士的士气明显提升，从“逃难”转为“主动求战”。这在后续的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战役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红军战士明知前有天险，却斗志昂扬，因为他们相信新领导的正确性。
3. 保存革命火种，为后续发展奠基
遵义会议后，党和红军避免了灭顶之灾，保存了骨干力量。这些骨干后来成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中坚。例如，会议后红军顺利抵达陕北，与当地红军会师，建立了新的根据地。如果没有这次转折，中国革命可能在1935年就夭折。
四、遵义会议作为生死攸关转折点的深远影响
遵义会议不仅解决了眼前的危机，更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基石，成为“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其影响体现在多个层面：
1. 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会议后，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思想逐渐成为党的指导原则。这不同于以往的教条主义，而是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例如，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提出的“持久战”和“游击战”战略，正是遵义会议路线的延续，帮助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战场发展壮大。
2. 标志着党的成熟与独立自主
遵义会议是中共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内部问题，没有共产国际的直接干预（李德虽是共产国际代表，但已被边缘化）。这标志着党从“学生”成长为“主人”。从此，中国共产党能够根据国情制定政策，避免了盲目照搬苏联模式的错误。
3. 对中国革命的长远推动
- 长征胜利：遵义会议后，红军完成长征，抵达陕北，保存了革命力量。长征本身成为中国革命的宣传旗帜，吸引了无数青年加入。
- 抗日与解放战争：会议确立的领导核心，确保了党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并在解放战争中取得胜利，最终建立新中国。
- 历史评价：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高度评价遵义会议：“这是一个关键性的会议，它纠正了错误，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至今，遵义会议被视为中共党史上的“生命线”。
4. 现实启示
遵义会议的启示在于：任何组织在危机中，都需要勇于自我革命、坚持真理。今天，中国共产党仍强调“两个维护”和“两个维护”，正是这一传统的延续。
结语：永恒的红色记忆
遵义会议在党和红军的危急关头，通过纠正错误、确立正确领导，直接挽救了革命力量，并开启了从失败到胜利的伟大转折。它不是抽象的历史事件，而是无数先烈用鲜血铸就的丰碑。今天，我们回顾遵义会议，不仅是为了铭记历史，更是为了汲取力量，继续前行。正如会议所昭示的：只要坚持真理、勇于纠错，任何危机都能转化为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