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浙江大学的历史起源与求是精神的传承
浙江大学作为中国顶尖的高等学府之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897年创办的求是书院。这所书院不仅是浙江大学的前身，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重要开端。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晚清时代，求是书院的创办标志着中国从传统科举教育向现代科学教育的转型。本文将详细介绍浙江大学的创办者与早期关键人物，特别是求是书院的创始人林启，以及那些为学校早期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推动者。我们将探讨他们的生平事迹、教育理念，以及他们如何共同铸就了浙江大学“求是创新”的校训精神。通过这些历史人物的介绍，读者可以更好地理解浙江大学从一所地方书院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历程。
林启：求是书院的创始人与近代教育先驱
林启的生平背景与教育理念
林启（1839-1900），字迪臣，福建侯官人，是晚清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和改革者。他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早年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曾任浙江道监察御史等职。然而，林启并非一味守旧的官员，他深受洋务运动和维新思想的影响，认识到中国教育的落后是国家衰弱的根源。在19世纪末，面对列强入侵和内忧外患，林启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强调在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积极引进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教育方法。他的教育理念核心是“求是”，即追求真理、实事求是，这一理念后来成为浙江大学的校训。
林启在浙江任职期间，目睹了当地教育的弊端：传统书院多以八股文为主，缺乏实用科学知识。他深感改革的必要性，于是在1897年创办了求是书院。这所书院位于杭州普慈寺旧址，最初名为“浙江求是学堂”，后改称“求是书院”。林启亲自担任总办（相当于校长），并制定了严格的招生和教学制度。书院的课程设置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外语等现代科目，同时保留中国经典文学，体现了中西合璧的教育模式。林启的这一举措，不仅为浙江培养了第一批现代人才，也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建立提供了范例。
求是书院的创办过程与影响
求是书院的创办并非一帆风顺。林启在推动这一项目时，面临资金短缺、保守势力阻挠等多重困难。他通过向地方士绅募捐和争取政府支持，最终在1897年3月正式开学。书院首批招收了30名学生，课程由中外教师共同授课，其中聘请了英国人藤田丰八等外籍专家讲授科学知识。林启强调实践教学，鼓励学生参与实验和实地考察，这在当时是极具前瞻性的教育方式。
求是书院的影响深远。它不仅培养了如蒋百里、陈独秀等早期革命家和学者，还为浙江大学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1901年，求是书院更名为浙江高等学堂，1928年正式定名为国立浙江大学。林启的教育遗产在于，他将“求是”精神注入学校血脉，这一精神强调追求真理、勇于创新，至今仍是浙江大学的核心价值观。林启于1900年去世，但他创办的求是书院已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
早期关键推动者：从求是书院到国立浙江大学的奠基人
邵章：继承林启遗志的教育实干家
邵章（1874-1953），字伯炯，浙江杭州人，是求是书院早期的重要管理者和推动者。他早年留学日本，学习师范教育，回国后积极参与浙江教育改革。邵章在求是书院创办初期担任监学（相当于教务长），负责日常教学管理和学生事务。他继承了林启的“求是”理念，并进一步完善了书院的规章制度。
邵章的贡献在于推动书院的规范化发展。他引入了日本的教育模式，强调分科教学和考试制度。例如，在书院中，他将学生分为文、理两科，文科注重中国经典和历史，理科则专攻数学、物理等实用学科。邵章还注重学生的品德教育，要求学生每日写日记，反思学习心得，这一习惯培养了学生的自律精神。1901年，当求是书院升格为浙江高等学堂时，邵章出任监督（校长），他大力扩充师资，聘请了如章太炎等知名学者任教。在他的领导下，学校规模从最初的30人扩展到数百人，成为浙江教育的中心。
邵章的教育实践体现了务实与创新的结合。他曾在一次校务会议上强调：“教育非空谈，须脚踏实地，方能救国。”这一观点直接影响了浙江大学的学风。邵章晚年致力于教育史料的整理，撰写了《浙江高等学堂记》等著作，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记录。
陈仪：推动学校现代化转型的关键人物
陈仪（1883-1950），字公侠，浙江绍兴人，是求是书院和早期浙江大学的另一位重要推动者。他出身于书香世家，早年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从事军事和教育工作。陈仪在1900年代初期加入求是书院的管理团队，担任军事教官和行政领导。他的背景使他特别注重学校的军事化管理和科学教育。
陈仪的突出贡献在于推动学校从书院向现代大学的转型。1912年，辛亥革命后，浙江高等学堂更名为浙江高等学校，陈仪出任校长。他引入了西方大学的学科体系，设立了工程、医学等专业，并加强了与国际教育的交流。例如，他与美国教育家合作，引进了实验室设备，建立了物理和化学实验室，使学生能够进行实际操作。陈仪还强调爱国主义教育，在校内组织学生参与社会调查和抗日宣传，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在陈仪的领导下，学校于1927年并入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后于1928年更名为国立浙江大学。他亲自参与了校舍扩建和师资招聘，聘请了如竺可桢等后来成为浙大支柱的学者。陈仪的教育理念是“教育救国”，他认为大学应服务于国家建设，这一思想深刻影响了浙江大学的发展方向。尽管陈仪后来因政治原因离开教育界，但他对早期浙大的奠基作用不可磨灭。
其他早期推动者：集体智慧的结晶
除了上述人物，还有许多早期推动者为求是书院和浙江大学的发展贡献力量。例如，蒋百里（1882-1938），作为求是书院的优秀毕业生，后来成为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和教育家。他在书院学习期间，深受林启影响，毕业后留学日本和德国，回国后曾任保定军校校长，并在浙江大学兼任教授，推动军事教育与科学的融合。
另一个关键人物是马寅初（1882-1982），虽非直接创办者，但作为早期浙大的经济学教授，他继承了“求是”精神，在20世纪20年代推动了学校经济系的建立。马寅初的经济学研究强调数据和实证，体现了林启的求是理念。
这些人物的集体努力，使求是书院从一个地方学堂成长为全国知名的高等学府。他们的合作与互补，体现了晚清至民国时期教育改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求是书院的教育模式与早期成就
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
求是书院的教育模式是其成功的关键。书院的课程分为必修和选修两类，必修课包括中国文学、历史、数学、物理、化学和外语（英语、日语）。选修课则涉及工程、农业等实用领域。教学方法强调“学以致用”，例如，学生需完成实验报告和实地考察报告。林启和邵章等人还引入了“导师制”，每位教师负责指导少数学生，进行个性化教育。
一个完整的例子是书院的物理实验课：学生使用从英国进口的仪器，测量重力加速度。教师先讲解牛顿定律，然后学生分组实验，记录数据并分析误差。这种实践教学不仅提高了学生的科学素养，还培养了他们的批判性思维。书院还定期举办学术讲座，邀请中外专家分享最新知识，如1898年的一场关于电报技术的讲座，激发了学生对工程的兴趣。
早期成就与社会影响
求是书院在短短几年内取得了显著成就。到1900年，书院已培养出数百名毕业生，其中许多人成为革命和建设的骨干。例如，蒋百里在书院学习后，成为中国现代军事理论的奠基人；陈独秀虽未直接就读，但受书院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书院还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如组织学生参与赈灾和反帝运动，体现了“教育救国”的理念。
求是书院的影响超出浙江。它成为其他省份创办新式学堂的蓝本，如江苏的南洋公学和湖北的自强学堂。书院的“求是”精神也传播开来，影响了整个中国近代教育的走向。
从求是书院到浙江大学的演变与关键人物的遗产
学校的更名与扩展
求是书院于1901年更名为浙江高等学堂，1902年升格为大学预科，1912年改为浙江高等学校。1927年，国民政府将浙江高等学校与浙江工业专门学校合并，成立国立第三中山大学，1928年正式更名为国立浙江大学。林启的创办精神贯穿始终，邵章、陈仪等人则在不同阶段推动了这一演变。
早期关键人物的遗产体现在学校的制度和文化中。例如，林启的“求是”校训于1938年由竺可桢正式确立，但其根源可追溯至求是书院。邵章的规范化管理和陈仪的现代化转型，为浙大后来的学科建设和国际交流奠定了基础。
他们的教育理念对现代浙大的启示
这些人物的教育理念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林启的中西合璧模式启发现代浙大注重跨学科教育；邵章的务实精神强调实践与理论结合；陈仪的爱国导向则提醒大学服务社会。他们的集体贡献，使浙江大学从求是书院起步，发展成为拥有7个校区、50多个学院的综合性大学。
结语：铭记先贤，传承求是精神
浙江大学的创办者与早期关键人物，如林启、邵章、陈仪等，以他们的远见卓识和不懈努力，铸就了学校的基石。他们的故事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当代教育的镜鉴。在今天，浙江大学继续秉承“求是创新”的校训，致力于培养创新型人才。回顾这些先贤的贡献，我们更能珍惜这份宝贵遗产，并激励自己在教育和科研道路上不断前行。通过了解他们的生平与事迹，我们不仅学习了历史，更汲取了前行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