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发生于1936年12月12日，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它由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旨在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事变最终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和全民族抗战的形成。本文将详细分析张学良、杨虎城和蒋介石在事变中的表现，并探讨谁是推动和平解决的最大功臣。分析基于历史事实和多方史料，力求客观准确。

西安事变的背景与起因

西安事变并非突发事件，而是源于当时中国面临的内忧外患。日本帝国主义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步步进逼，侵占东北，威胁华北。然而，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集中力量“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张学良作为东北军少帅，其父张作霖曾被日军炸死（皇姑屯事件），他本人对日本有深仇大恨，但被迫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导致东北军士气低落、损失惨重。杨虎城则领导西北军（第十七路军），驻守陕西，与红军接触后逐渐同情抗日。两人多次劝谏蒋介石抗日未果，最终决定采取极端行动。事变前夕，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已与红军达成默契，停止敌对，转而呼吁抗日。

事变的具体经过是：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扣押了蒋介石，同时在西安城内控制了国民党军政要员。事变爆发后，全国震动，国际关注。蒋介石被扣押后，张学良和杨虎城提出八项主张，包括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召开救国会议等，核心是抗日救国。

张学良在事变中的表现

张学良是西安事变的主要发动者之一，他的表现体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但也显示出犹豫和复杂性。作为东北军统帅，张学良的动机源于对日本侵略的切肤之痛和对蒋介石政策的不满。他多次上书蒋介石，建议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但屡遭训斥。事变前，张学良已与中共秘密接触，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对他进行了说服工作，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在事变过程中，张学良的行动果敢而有组织。他亲自指挥东北军包围华清池，成功扣押蒋介石，但对蒋介石本人保持相对尊重，没有施加暴力。事变后，张学良立即通电全国，解释行动目的是“抗日救国”，并邀请中共派代表来西安商议。这显示了他的政治远见：他并非单纯反蒋，而是希望通过事变推动全国抗日。然而，张学良的表现也暴露了其性格中的优柔寡断。例如，在扣押蒋介石后，他一度犹豫是否立即处决蒋介石，担心引发内战。同时，他对南京方面的军事压力缺乏充分准备，导致事变初期局势紧张。

张学良的另一个关键表现是与中共的合作。他欢迎周恩来率代表团抵达西安，共同商讨和平解决方案。周恩来提出的“放蒋、联蒋抗日”方针，对张学良影响巨大。张学良最终同意和平解决，体现了他以国家利益为重的胸怀。但事变后，张学良主动护送蒋介石回南京，这一决定虽显示其担当，却也导致他被蒋介石软禁长达半生，成为其个人悲剧的开端。总体而言，张学良的表现是爱国将领的典范，他推动了事变的发生，但对和平解决的贡献更多在于促成谈判，而非主导最终结果。

杨虎城在事变中的表现

杨虎城作为西安事变的另一位主要发动者，他的表现更为激进和坚定。杨虎城出身贫寒，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后领导西北军驻守陕西。他与红军有长期接触，早在1935年就停止了对红军的攻击，并秘密支持抗日活动。杨虎城对蒋介石的不满源于其对地方军的歧视和内战政策，他认为蒋介石的“安内”政策只会让日本得利。

在事变中，杨虎城的行动果断而强硬。他负责控制西安城内国民党军政机关，扣押了陈诚、卫立煌等高级官员。杨虎城还亲自审问蒋介石，态度严厉，要求蒋介石立即抗日。他的激进立场体现在事变初期的主张上：如果蒋介石拒绝抗日，就应考虑“严惩”蒋介石。这与张学良的相对温和形成对比。杨虎城还积极动员西北军和地方民众，组织抗日救国会，扩大事变的影响力。

杨虎城的表现显示出他的革命性和群众基础，但也带来了风险。他的强硬态度一度加剧了南京方面的敌意，导致何应钦率军西进，准备武力讨伐。事变后期，杨虎城对和平解决的态度较为勉强，他担心放蒋后会遭到报复。但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的影响下，杨虎城最终同意谈判，并在放蒋协议上签字。他的贡献在于维持西安的秩序，防止事变演变为内战。然而，事变后杨虎城的命运更为悲惨：1937年他被逼出国“考察”，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在重庆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杨虎城的表现体现了他作为爱国军人的刚毅，但也反映了其在政治博弈中的弱势。

蒋介石在事变中的表现

蒋介石作为事变的被扣押对象，他的表现从顽固抵抗到被迫妥协，体现了其作为国民党领袖的复杂性。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正在西安视察，面对突然袭击，他最初表现出惊慌和愤怒。在被扣押期间，蒋介石拒绝与张学良、杨虎城谈判，坚持“宁死不屈”，甚至写下遗嘱，准备以死相抗。这反映了他的原则性：他视事变为叛乱，担心放蒋后会削弱其权威。

然而，蒋介石的表现并非一成不变。在被扣押的14天中，他通过与宋美龄、宋子文等亲属的接触，逐渐了解到全国抗日呼声和国际压力（如苏联支持和平解决）。更重要的是，中共代表周恩来的影响让他认识到，联共抗日是唯一出路。蒋介石最终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他的妥协是有限的：他口头承诺抗日，却拒绝在书面协议上签字，只表示“以人格担保”。

事变后，蒋介石的表现显示出其政治智慧和报复心。他表面上赞扬张学良的“爱国精神”，但实际通过法律程序审判张学良，将其软禁。同时，他迅速改组西北军政，削弱张、杨势力。蒋介石在事变中的表现虽有被动，但其最终同意和平解决，避免了更大规模的内战，这为全民族抗战奠定了基础。然而，他的顽固也延长了事变的紧张期，增加了和平解决的难度。

推动和平解决的最大功臣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方努力的结果，但最大功臣无疑是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在事变中发挥了关键调解作用，推动了从对抗到合作的转变。

首先，周恩来在事变爆发后迅速响应张学良的邀请，于12月17日率代表团抵达西安。他与张学良、杨虎城会晤，分析形势，强调事变的性质是“抗日救国”，而非反蒋。周恩来提出和平解决的方针：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就应释放他。这一方针基于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体现了高度的政治远见。周恩来还与蒋介石直接谈判，耐心说服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他的谈判技巧和人格魅力，让蒋介石从顽固转向妥协。

其次，周恩来协调了各方力量，化解了潜在危机。他劝说张学良和杨虎城保持克制，避免激化矛盾；同时，通过电台与中共中央保持联系，确保策略一致。周恩来还与宋美龄、宋子文等南京代表沟通，促成三方会谈。12月24日，在周恩来的斡旋下，蒋介石口头承诺六项条件，包括“停止剿共，联红抗日”。这直接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落幕。

周en来的作用不可替代。如果没有他的调解，事变很可能演变为内战，给日本可乘之机。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周恩来是和平解决的“灵魂人物”。相比之下，张学良和杨虎城虽是发动者，但对和平谈判的贡献有限；蒋介石虽是关键一方，但其顽固一度阻碍进程。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外部压力也起到辅助作用，但周恩来的现场领导力是决定性因素。

结语

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和杨虎城以爱国热情发动事变，推动了抗日呼声的高涨；蒋介石虽顽固，但最终妥协，为抗战铺路。而周恩来作为和平解决的最大功臣，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外交手腕，避免了内战，促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形成。这一事件提醒我们，历史转折往往依赖于关键人物的理性与担当。今天，西安事变的精神——团结抗日、民族大义——仍值得我们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