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三十年代长篇小说作家的创作困境与时代命运

引言：三十年代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与隐忧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黄金时期，长篇小说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这一时期涌现出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李劼人等文学巨匠，他们创作出《子夜》、《家》、《骆驼祥子》、《边城》、《死水微澜》等传世之作。然而，在这些辉煌成就的背后，作家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创作困境，他们的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交织，在动荡的时代浪潮中艰难前行。

三十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危急关头：国民党统治下的白色恐怖日益加剧，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步紧逼，农村经济濒临破产，城市资本主义畸形发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文学创作不再是单纯的个人艺术追求，而是承载着启蒙、救亡、批判、反思等多重使命。作家们既要应对政治高压，又要面对市场的诱惑；既要坚持艺术理想，又要回应社会责任；既要处理个人情感，又要把握时代脉搏。这些复杂的矛盾构成了三十年代长篇小说作家独特的创作困境，也深刻影响了他们的艺术风格和人生轨迹。

一、政治高压下的生存困境与创作限制

1.1 国民党文化专制主义的全面实施

三十年代国民党政府建立了严密的文化审查体系，通过图书杂志审查制度、新闻出版管制、特务监视等手段，对左翼文学进行残酷打压。1930年12月，国民政府颁布《出版法》，规定所有出版物必须送审，违者将处以罚款、没收、逮捕甚至死刑。1934年成立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更是将审查范围扩大到每一个细节，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

在这种环境下，作家们不得不采用各种隐晦的表达方式。茅盾在创作《子夜》时，不得不将原计划中关于工人运动的章节大量删减，将小说的重心转向民族资本家的悲剧命运。他在日记中写道：”审查官的眼睛像探照灯，照得你无处藏身。”巴金的《家》在连载时也被迫删改多处，特别是关于青年学生运动的描写几乎全部被删。老舍的《骆驼祥子》在出版时，结尾部分关于祥子堕落的描写被改为”祥子终于觉悟了”，以符合当局的”积极向上”要求。

1.2 左翼作家的地下创作与流亡生涯

面对政治迫害，许多左翼作家被迫转入地下或流亡。1930年”左联”成立后，鲁迅、茅盾、丁玲、胡也频等作家成为重点监视对象。胡也频、柔石等”左联五烈士”于11931年被秘密杀害，成为三十年代最惨烈的文化专制事件。

鲁迅在1930年代的创作充满了隐喻和反讽，他不得不采用”曲笔”来表达真实思想。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他写道：”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这种欲言又止的表达方式，正是政治高压下作家生存智慧的体现。

丁玲在1933年被特务绑架后，经历了三年的囚禁和软禁。她在狱中创作的《意外集》和《重负》等作品，充满了对自由的渴望和对黑暗现实的控诉。1936年她逃离南京前往陕北，成为第一个到达延安的著名作家，开启了革命文学的新篇章。

1.3 文学审查的具体案例分析

审查制度对创作的扭曲可以通过具体案例得到清晰展现。以茅盾的《子夜》为例，原计划中关于工人运动的章节被大幅删减，小说的结构和主题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原构思中，小说将展现工人阶级的觉醒和斗争，但最终版本只能聚焦于民族资本家的悲剧。这种改变不仅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深度，也影响了人物形象的完整性。

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在创作过程中也经历了多次删改。在《家》的初版本中，关于觉慧参加学生运动的描写非常详细，但在单行本出版时，这些内容几乎全部被删除。巴金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只能用隐晦的笔法，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其中的深意。”

老舍的《骆驼祥子》在《宇宙风》杂志连载时，结尾部分被编辑部主动修改，将祥子堕落的结局改为”觉悟”的结局。老舍对此非常不满，但在出版单行本时仍不得不保留这个”光明的尾巴”。直到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新版时，老舍才恢复了原稿的结局。

二、经济压力与市场诱惑下的艺术抉择

2.1 稿费制度与作家的生存状况

三十年代作家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稿费和版税，但收入极不稳定。根据史料记载，当时一般作家的稿费标准为每千字2-5元，知名作家可达10-20元。以茅盾为例，他1932年从商务印书馆失业后，完全依靠写作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每月需要完成至少3万字才能维持基本开支。

这种经济压力迫使许多作家不得不同时进行多项创作。巴金在创作《家》的同时，还要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编辑《文学季刊》、撰写评论文章。他在《家》的序言中写道：”我几乎是用血和泪在写作，因为我知道，如果这部书不能出版，我下个月的房租就没有着落。”

经济困境还导致作家们不得不考虑市场需求。鸳鸯蝴蝶派、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等通俗文学在三十年代大行其道，其稿费标准甚至高于纯文学作品。一些严肃作家为了生存，也不得不偶尔”下海”创作通俗作品。张恨水就是典型例子，他的《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作品虽然文学价值有限，但为他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回报，使他能够维持体面的生活并资助其他作家。

2.2 市场导向对创作主题的影响

三十年代上海的出版业高度发达，形成了以《申报》、《新闻报》、《生活周刊》等为代表的庞大市场。出版商为了追求利润，往往要求作家创作符合市民趣味的作品。这种市场需求深刻影响了作家的创作选择。

以《生活周刊》为例，邹韬奋主持的这份刊物虽然以进步思想为主，但也非常注重可读性。他要求文章必须”有趣、有用、有料”，这促使许多作家在保持思想性的同时，也要考虑大众接受度。沈从文的《边城》在《国闻周报》连载时，就因其清新自然的风格和富有传奇色彩的情节而广受欢迎，但沈从文始终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拒绝迎合低级趣味。

市场压力还体现在连载小说的创作方式上。由于需要逐期连载，作家必须在每一回都设置悬念，保持读者的阅读兴趣。这种创作方式影响了小说的结构，使得许多作品呈现出”章回体”的特征。茅盾的《子夜》虽然结构严谨，但在连载时也不得不考虑每期的内容安排，确保每期都有吸引读者的”卖点”。

3.3 艺术与商业的平衡尝试

面对经济压力和市场诱惑，一些作家尝试在艺术性和商业性之间寻找平衡。老舍的《骆驼祥子》就是一个成功案例。这部作品既有深刻的社会批判意义，又具备很强的可读性，通过祥子的个人悲剧反映了整个底层社会的苦难。小说语言生动幽默，情节曲折动人，既满足了市场要求，又保持了艺术水准。

巴金的《家》则通过家族叙事和个人成长故事的结合，实现了艺术与市场的双赢。小说既有对封建制度的深刻批判，又有青春爱情的动人描写，吸引了不同层次的读者。巴金在创作时明确表示：”我要写一部不仅知识分子能读，普通市民也能读的作品。”

沈从文的《边城》则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他坚持自己的艺术理想，不刻意迎合市场，反而因为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获得了广泛认可。这部作品的成功证明，真正的艺术价值最终会得到市场的认可，但前提是作家必须有坚定的艺术信念和足够的耐心。

三、思想转型期的创作困惑

3.1 从启蒙到救亡的时代转向

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中国思想界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型：从”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转向三十年代的救亡主义。这种转向对作家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启蒙主义强调个人解放、思想自由、批判传统；而救亡主义则强调民族独立、集体主义、现实斗争。

茅盾是这种转型的典型代表。他在二十年代创作的《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聚焦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充满了个人主义的迷茫和困惑。但到了三十年代，他的创作风格发生明显转变，《子夜》、《春蚕》、《林家铺子》等作品转向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宏观分析和对工农群众的描写。这种转变虽然提升了作品的社会意义，但也失去了早期作品中那种细腻的心理刻画和情感深度。

巴金的转变同样明显。他的《激流三部曲》虽然仍以家庭为叙事单位，但已经从个人反抗转向集体觉醒，从情感宣泄转向理性批判。小说中的觉慧最终走向革命道路，正是这种时代转向的文学体现。

3.2 革命文学论争与创作方向的迷茫

1928年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以及1930年”左联”的成立，引发了作家们对创作方向的深刻思考和激烈争论。论争的核心问题是：文学是否应该为政治服务？作家是否必须写革命题材？大众化是否意味着艺术性的降低？

这些问题困扰着每一位作家。鲁迅在论争中既反对将文学简单化为政治工具，也强调文学的社会责任。他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指出：”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

沈从文则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他坚持”为人生而艺术”，但反对将文学政治化。他在《论中国创作小说》中批评道：”现在有些作家，为了迎合潮流，写些口号式的文字，这不仅不是革命文学，反而是对革命的亵渎。”他的《边城》、《长河》等作品，通过描写湘西世界的美好与变迁，表达了对民族精神的思考，这种”乡下人”的视角在三十年代独树一帜。

3.3 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融合

三十年代的作家普遍面临着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困惑。一方面，他们深受西方文学影响，接受了启蒙思想、人道主义、现实主义等现代观念；另一方面，他们又无法完全摆脱传统文化的根系，对古典文学、民间文化有着深厚感情。

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三部曲，试图用现代小说技巧重构四川地方历史，将传统的地方志、民俗传说与现代的叙事结构相结合，开创了”大河小说”的先河。这种尝试既保持了地方特色，又具备了现代小说的深度和广度。

老舍的《骆驼祥子》则体现了另一种融合。小说采用北京方言写作，充满了浓郁的地方色彩，但在结构上又借鉴了西方现实主义小说的技巧。祥子的悲剧既有中国传统农民的勤劳朴实，又有现代城市底层人民的挣扎与绝望。这种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使作品具有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四、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的交织

4.1 作家的流亡与迁徙轨迹

三十年代许多作家都经历了流亡和迁徙，这种地理上的移动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创作内容和风格。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上海的文化界遭受重创，许多作家被迫离开。茅盾回到故乡乌镇，创作了《林家铺子》、《春蚕》等反映农村经济破产的作品。这次返乡经历让他对江南农村有了更深的了解，也改变了他此前专注于城市知识分子的创作方向。

1933年，巴金离开上海前往北平，创作了《沉落》、《神·鬼·人》等作品。北平的古都氛围和文化积淀，使他的作品增添了更多的历史厚重感。1935年他又回到上海，创作了《春》、《秋》，完成了《激流三部曲》。

沈从文则始终坚守在青岛、北平等地，远离政治中心，专注于描写湘西世界。他的《边城》就是在青岛创作的，远离喧嚣的都市，反而让他能够更纯粹地思考民族文化和人性问题。

4.2 婚姻家庭与创作的关系

三十年代作家的个人生活，特别是婚姻家庭状况，对他们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巴金与萧珊的爱情故事虽然发生在三十年代末，但他在三十年代的创作中已经表现出对理想爱情的追求和对封建婚姻的批判。《家》中觉新与梅表姐、瑞珏的爱情悲剧，正是巴金个人情感经历的投射。

茅盾的婚姻生活则更为复杂。他与孔德沚的婚姻是包办婚姻，虽然两人最终建立了深厚感情，但早期的矛盾和冲突影响了他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子夜》中的林佩瑶、《虹》中的梅行素等女性形象，都体现了他对女性解放问题的思考。

老舍的婚姻相对幸福，但他在《骆驼祥子》中却描写了一个悲剧性的爱情故事。祥子与虎妞、小福子的关系，反映了底层人民在婚姻问题上的无奈和痛苦。老舍通过这些描写，表达了对社会不公的控诉。

4.3 疾病、死亡与创作危机

三十年代作家普遍面临着健康问题，这不仅影响了他们的创作效率，也深刻影响了他们的创作心态。鲁迅在1936年病逝，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虽然身体状况不佳，但创作力依然旺盛，写下了《且介亭杂文》等重要作品。他的病逝不仅是个人悲剧，也是中国文坛的巨大损失。

巴金在三十年代后期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几乎无法写作。他在《病中集》回忆道：”那段时间我每天只能写几百字，写完后头痛欲裂。”这种身体上的痛苦反映在作品中，就是《春》、《秋》中那种压抑、沉闷的氛围。

沈从文在三十年代末也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这与他远离故乡、孤独创作的生活状态有关。他在《水云》等散文中写道：”我常常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下沉。”这种情绪也影响了他后期作品的基调。

1930年代代表性长篇小说作家创作情况表

作家	代表作品	创作时间	主要困境	创作特点
茅盾	《子夜》、《春蚕》、《林家铺子》	1930-1933	政治审查、经济压力	宏观社会分析，阶级视角
巴金	《家》、《春》、《秋》	1931-1940	政治删改、健康问题	家族叙事，青春激情
老舍	《骆驼祥子》、《离婚》	1935-1936	市场压力、主题选择	京味语言，底层关怀
持从文	《边城》、《长河》	1934-11938	政治边缘化、孤独创作	湘西世界，人性探索
李劼人	《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	1935-1937	地域写作的局限	大河小说，地方历史

五、创作困境的具体表现与应对策略

5.1 隐喻与象征：规避审查的写作技巧

面对严格的审查制度，作家们发展出了一套成熟的隐喻和象征系统。茅盾在《子夜》中用”吴老太爷”的死亡象征封建制度的终结，用”火柴厂”的兴衰象征民族工业的困境。这些象征既避免了直接的政治表达，又传达了深刻的社会批判。

巴金在《家》中大量使用季节变化来象征人物命运和家族兴衰。春天象征希望和反抗，冬天象征压抑和死亡。这种象征手法既符合传统审美，又具有现代意义。

鲁迅的杂文更是将隐喻运用到极致。他用”铁屋子”比喻封建社会的封闭，用”人血馒头”象征愚昧和麻木，用”落水狗”比喻失败的反动派。这些意象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符号。

5.2 乡土与都市：空间叙事的政治选择

三十年代作家在空间选择上体现了鲜明的政治立场和艺术追求。选择乡土还是都市，往往意味着不同的创作方向和价值取向。

乡土作家如沈从文、萧红、端木蕻良等，通过描写乡村世界的美好与变迁，表达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和对民族根性的追寻。沈从文的《边城》将湘西描绘成”世外桃源”，实际上是对都市文明病的批判。他在《长河》题记中写道：”我将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作小小的记录。”

都市作家如茅盾、巴金、老舍等，则聚焦于城市社会的各种矛盾。茅盾的《子夜》展现了上海的都市全景，从资本家到工人，从知识分子到妓女，构成了一幅完整的都市社会图谱。老舍的《骆驼祥子》则聚焦于北京底层市民的生存状态，通过一个人力车夫的悲剧反映了都市社会的残酷。

5.3 个人与集体：叙事视角的转换

三十年代作家在叙事视角上经历了从个人到集体的转换。早期作品多采用第一人称或个人化的第三人称叙事，强调个人感受和个体命运。而三十年代的作品则更多采用全知视角或集体视角，强调社会分析和群体命运。

茅盾的《子夜》采用全知视角，像一位社会学家一样分析上海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这种视角的选择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方法的运用。

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虽然仍以个人命运为主线，但通过觉慧、觉民、觉新等不同人物的视角，展现了整个家族的变迁，最终指向集体觉醒的主题。

老舍的《骆驼祥子》则采用限制性视角，大部分内容通过祥子的眼睛和感受来呈现，但又不时插入作者的议论，形成个人感受与社会分析的结合。

六、时代命运对作家创作的深远影响

6.1 民族危机与救亡主题的凸显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作家们的创作不可避免地转向救亡图存。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上海文化界立即组织”文艺界抗日救国会”，许多作家创作了抗日题材的作品。

茅盾在1932年创作了《右第二章》，描写”一·二八”事变中普通市民的遭遇。虽然这部作品在艺术上不算成熟，但体现了作家对民族危机的即时回应。1935年后，随着华北危机加深，他的创作更加明显地转向抗日主题。

巴金在1936年创作了《煤坑》，描写矿工的抗日斗争。虽然这部作品在艺术上略显粗糙，但显示了作家对民族命运的关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立即投身于抗战文学创作。

6.2 阶级矛盾的激化与阶级视角的确立

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空前激化，这直接促使作家们接受并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1930年”左联”成立后，明确要求作家以阶级观点观察和描写生活。

茅盾是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最成功的作家。《子夜》中的吴荪甫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赵伯韬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则处于被压迫的地位。这种阶级对立的结构，使小说具有了清晰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老舍虽然不完全认同阶级论，但他的《骆驼祥子》也明显体现了阶级压迫的主题。祥子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整个底层阶级的悲剧。小说通过祥子与车厂主刘四爷、侦探孙排长等人的关系，揭示了阶级压迫的现实。

6.3 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认同危机

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加速的时期，但这也带来了深刻的文化认同危机。西方文化的冲击、传统价值的崩塌、民族危机的加深，使作家们普遍感到迷茫和困惑。

沈从文的《边城》可以看作是对这种危机的回应。他通过建构一个理想的湘西世界，试图为现代中国人提供一个精神家园。小说中的翠翠、傩送、天保等人物，代表了未被现代文明污染的自然人性。

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则通过四川地方社会的变迁，展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小说中的蔡大嫂、罗歪嘴等人物，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挣扎，体现了时代转型期普通人的困惑与选择。

七、创作困境的历史意义与当代启示

7.1 困境成就的艺术高度

三十年代作家的创作困境，在客观上促进了艺术上的成熟和创新。政治高压迫使作家们发展出隐喻和象征的技巧，经济压力促使他们更加注重作品的可读性，思想困惑则推动了他们对艺术本质的深入思考。

茅盾的《子夜》之所以能成为现代文学经典，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社会结构的宏观把握和对阶级关系的深刻理解，而这些正是三十年代特定时代赋予他的思想资源。巴金的《家》之所以能感动几代读者，正是因为它将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完美结合，这种结合正是时代困境的产物。

7.2 作家命运与时代命运的同构性

三十年代作家的个人命运与时代命运呈现出惊人的同构性。他们的流亡、迁徙、创作、沉默，都与时代政治的变迁息息相关。这种同构性不仅体现在个人经历上，更体现在创作内容中。

鲁迅的最后十年，正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他的杂文创作也达到了顶峰。他的病逝，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巴金在三十年代的创作，从《家》的激情澎湃到《秋》的沉郁顿挫，也反映了时代从激昂走向压抑的过程。

7.3 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启示

三十年代作家的创作困境对当代文学创作仍有重要启示。首先，它证明了真正的艺术往往诞生于困境之中，作家需要有在限制中寻找自由的智慧。其次，它表明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与艺术追求并不矛盾，关键在于如何找到平衡点。最后，它提醒我们，文学创作永远无法脱离时代，但也不能被时代完全束缚。

当代作家面临着新的困境：商业化、娱乐化、网络化等新挑战。但三十年代作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坚持艺术理想，关注社会现实，尊重人性尊严，就一定能创作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

结语：困境中的永恒光芒

三十年代长篇小说作家的创作困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悲壮也最辉煌的一页。他们在政治高压下坚持真理，在经济困境中守护艺术，在思想迷茫中探索方向，在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的交织中，创作出了一批具有永恒价值的文学经典。

这些作家的命运告诉我们，文学的价值不在于迎合时代，而在于记录时代、反思时代、超越时代。他们的创作困境，最终都转化为艺术创新的动力；他们的个人苦难，最终都升华为民族精神的财富。当我们今天重读《子夜》、《家》、《骆驼祥子》、《边城》时，我们不仅读到了精彩的故事，更读到了一个民族在危难时刻的精神抗争和文化坚守。

三十年代作家的创作困境与时代命运，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经验启示我们：真正的文学，永远是困境中的呐喊，黑暗中的火光，绝望中的希望。这正是三十年代长篇小说作家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