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十年代创办小学的艰辛历程与教育救国梦想

引言：时代背景与教育救国的兴起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动荡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步紧逼，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与此同时，国内军阀混战、政治腐败、民生凋敝，广大农村地区教育落后，文盲率高达80%以上。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有识之士提出了”教育救国”的理念，认为只有通过普及教育、开启民智，才能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提升国民素质，最终实现国家的振兴。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说：”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这句话深刻反映了当时教育界人士的共同心声。

创办小学成为教育救国运动的重要实践形式。与传统私塾不同，这些新式小学注重科学知识的传授、爱国思想的培养和公民意识的塑造。然而，在三十年代创办一所小学绝非易事，办学者需要克服资金短缺、师资匮乏、政治压力、社会动荡等多重困难。本文将详细梳理那个时代创办小学的艰辛历程，探讨教育救国梦想的具体实践，以及这些先驱者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一、创办小学的前期准备与艰难起步

1.1 筹集办学资金的困境

在三十年代，创办一所小学首先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资金问题。当时政府教育经费严重不足，1933年全国教育经费仅占财政总支出的2.4%，且大部分集中在城市和高等教育领域。乡村小学的经费主要依靠地方自筹，办学者往往需要通过多种渠道募集资金。

具体筹款方式与案例：

个人捐资：许多办学者倾其所有，甚至变卖家产。例如，1932年江苏武进的朱慰春先生为创办青云小学，卖掉了祖传的30亩田地，筹集到2000银元作为启动资金。当时一所乡村小学的开办费至少需要1500银元（包括校舍修缮、桌椅购置、教学用具等），这对普通家庭来说是天文数字。
地方募捐：通过乡绅、商人等社会贤达筹集。1933年，湖南长沙的徐特立先生在创办梨江小学时，专门组织了”教育基金募捐会”，向当地商户募捐。他们采取”认捐制”，大商户认捐50-100银元，小商户认捐5-10银元，历时三个月才筹集到1800银元。
学费收入：但收费标准极低，难以维持运转。当时公立小学每学期学费约2-3银元，私立小学约5-6银元，而一个教师的月薪就需要15-20银元。许多学校不得不采取”以学养学”的方式，开设夜校、识字班等收费项目补贴日常开支。

资金短缺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办学条件极其简陋。许多学校只能利用祠堂、庙宇或废弃的民房作为校舍，课桌椅由学生自带，教学用具仅有粉笔、黑板和几本破旧的教科书。1934年，教育家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创办的乡村建设研究院附属小学，最初就是在一座废弃的关帝庙里开学，学生们坐在土坯搭成的板凳上，用石板当课桌。

1.2 师资队伍的组建与培养

师资匮乏是三十年代小学教育的另一大难题。当时中国仅有200多所师范学校，每年毕业生不足万人，远远满足不了需求。许多办学者不得不采取”就地取材”的办法，招聘略通文墨的乡绅、退伍军人甚至高年级学生担任教师。

师资来源与培训方式：

返乡知识分子：许多从大城市返乡的知识分子成为办学主力。1933年，从南京金陵大学毕业的陈鹤琴先生回到家乡无锡，创办了民众教育馆附属小学。他带来了先进的教育理念，但面临的困难是：当地没有合格的教师，他只能从本村挑选了3名初中毕业生，边教边学。
短期培训：办学者自己组织师资培训。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就承担了为乡村小学培养师资的任务。他们采取”教学做合一”的培训模式，学员上午学习理论，下午到小学实习，3个月即可上岗。1933-1395年间，晓庄师范为江苏、安徽等地培养了200多名乡村教师。
义务教师：许多进步青年自愿担任义务教师。1934年，上海左翼作家联盟成员沙汀、艾芜等人，在上海杨树浦区创办了工人子弟小学，教师全部是义务职，每人每周授课10-15小时，白天在工厂做工，晚上教书。

工资待遇极低，教师生活清苦。公立小学教师月薪15-20银元，私立小学仅10-15银元，而当时维持一个五口之家的基本生活需要25银元。许多教师不得不兼职，如刻字、抄写、代写书信等，以补贴家用。尽管如此，这些教师依然保持着高昂的工作热情，因为他们深知自己肩负着”教育救国”的神圣使命。

1.3 校舍与教学设备的筹措

三十年代的小学校舍大多简陋不堪。根据1935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调查，全国60%以上的小学校舍是祠堂、庙宇或借用民房，只有不到20%的学校拥有专门建造的校舍。

校舍建设的具体困难：

场地问题：在乡村，土地私有，要获得一块合适的建校用地非常困难。办学者往往需要与地主、乡绅反复协商，有时甚至需要动用政府关系。1933年，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创办第一实验小学时，为获得一块5亩的建校用地，与当地地主谈判了半年，最终以”教育用地”的名义由县政府出面协调，才以低价获得土地。
建筑成本：建造一所容纳100名学生的小学，至少需要3000-4000银元。这笔资金对办学者来说是天文数字。许多学校采取”分期建设”的方式，先建几间简易教室，以后逐步完善。1934年，晏阳初在河北定县创办的平民教育实验小学，第一期工程只建了3间土坯房，门窗用芦苇席遮挡，直到1936年才逐步改建为砖瓦房。
教学设备：极度匮乏。1935年，江苏淮阴地区的小学平均每校仅有1.2块黑板，0.8套《国语》课本，数学、自然等科目根本没有教材，教师只能自编讲义。许多学校连最基础的地球仪、算盘都没有，只能用泥巴捏成模型，用粉笔在地上画图。

面对这些困难，办学者们发挥创造力，自制教具。陶行知先生倡导”教学做合一”，鼓励师生共同制作教具。晓庄师范附属小学的师生们用竹片制作算盘，用泥巴捏成中国地图，用旧报纸糊成地球仪。这些自制教具虽然粗糙，但极大地丰富了教学内容，也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

�、办学过程中面临的多重压力与挑战

2.1 政治压力与社会动荡

三十年代的政治环境对小学教育构成了严重威胁。国民党政府推行”党化教育”，要求小学必须开设”党义”课，每周至少2小时，内容主要是宣传三民主义。1931年颁布的《小学课程标准》规定，小学每周必须举行”纪念周”活动，背诵《总理遗嘱》。这给许多具有进步思想的办学者带来了巨大压力。

政治干预的具体表现：

教材审查：所有小学教材必须经过省教育厅审查，严禁含有”赤化”思想的内容。1933年，浙江杭州有3所小学因使用未经审查的《儿童世界》读物，被责令停办，校长被撤职。
教师资格审查：教师必须通过政府的”检定考试”，获得”小学教员许可证”方可任教。考试内容包括三民主义、党义等政治科目。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因政治审查不合格而无法任教。
特务监视：在一些大城市，国民党特务机关对进步小学进行监视。1934年，上海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创办的劳工小学，就曾遭到特务搜查，多名教师被捕。

除了政治压力，社会动荡也直接影响办学。军阀混战、土匪横行，学校经常被迫停课。1933年，四川军阀刘文辉与刘湘混战，川西地区的小学普遍停课半年。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贵州，当地许多小学因害怕而关闭，直到1936年才陆续恢复。

2.2 家长与社会的不理解

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许多家长对新式小学持怀疑甚至抵触态度。他们认为”读书无用”，不如让孩子早点下地干活或学手艺挣钱。

社会阻力的具体案例：

重男轻女：女孩上学比例极低。1934年，江苏武进青云小学招生，报名的80名学生中只有12名女生，占15%。许多家长认为”女孩子读书无用，迟早要嫁人”。
经济负担：虽然学费低廉，但对贫困家庭仍是负担。1935年，安徽阜阳地区农民年均收入仅30-40银元，一个孩子上小学每年需花费5-6银元（包括学费、书本费、杂费），占家庭收入的15%以上。
传统观念：认为私塾比新式小学好。1933年，湖南长沙梨江小学开学时，只招到23名学生，而附近私塾却有60多名学生。家长认为私塾教的《四书五经》才是”正经学问”，新式小学教的”算术、常识”是”旁门左道”。

面对这些阻力，办学者们采取多种方式争取支持：

免费试读：允许学生免费试读一个月，见效后再缴费。
夜校扫盲：白天教儿童，晚上办成人夜校，让家长也接受教育，改变观念。
家访制度：教师定期家访，与家长沟通，解决实际困难。
实用教学：教授珠算、记账等实用技能，让家长看到实际好处。

通过这些努力，许多学校逐渐赢得了家长信任。1934年，晏阳初在河北定县的实验小学，经过一年努力，学生从最初的30人增加到120人，家长从抵触转为支持，甚至主动捐款改善办学条件。

2.3 教材与教学方法的创新困境

三十年代小学教育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教材和教学方法的落后。传统私塾只教《四书五经》，而新式小学需要系统的语文、算术、自然、社会等课程，但当时市面上根本没有合适的教材。

教材建设的艰难历程：

自编教材：办学者不得不自己编写教材。陶行知先生组织编写了《平民千字课》，内容贴近生活，语言通俗易懂，成为许多乡村小学的教材。这套教材共4册，每册1000字，教授日常生活所需的读写算能力。
改编教材：将现有教材改编为适合本地的内容。1933年，江苏无锡的陈鹤琴先生将商务印书馆的《国语课本》改编为《无锡乡土教材》，增加了本地历史、地理、物产等内容，学生学习兴趣大增。
油印教材：由于印刷成本高，许多学校用油印机自印讲义。1934年，上海劳工小学每月油印教材费用需10银元，占学校经费的11%。

教学方法的创新同样困难。传统私塾是”先生讲，学生听”的灌输式教学，而新式教育倡导启发式、直观式教学。但缺乏教具、缺乏经验，创新举步维艰。

教学方法创新的实践案例：

直观教学：陶行知在晓庄师范附属小学推行”教学做合一”，把课堂搬到田野、工厂。教植物课时，带学生到田间地头观察庄稼；教算术时，用卖鸡蛋、买农具等实际例子。
小先生制：陶行知发明”小先生制”，让高年级学生教低年级学生，既解决了师资不足，又锻炼了学生能力。1934年，晓庄师范附属小学有”小先生”30人，负责教120名低年级学生，效果良好。
情境教学：1935年，江苏淮阴地区的小学教师用泥巴捏成地形模型，用纸盒做成房屋模型，在课堂上模拟社会场景，帮助学生理解抽象概念。

尽管条件艰苦，但这些创新为后来中国小学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许多方法至今仍在使用，如”小先生制”演变为”同伴教学”，”教学做合一”演变为”实践教学”。

3. 教育救国理念的具体实践与成效

3.1 爱国主义教育的开展

在民族危机深重的三十年代，爱国主义教育成为小学教育的核心内容。办学者们深知，教育救国不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唤醒民族意识，培养爱国情怀。

爱国主义教育的具体形式：

时事教育：每周安排时事课，讲解国家大事。1933年，上海劳工小学每周五下午举行”时事报告会”，教师用通俗语言讲解抗日形势，教学生看地图，了解东北沦陷区的情况。
历史教育：通过讲述民族英雄故事激发爱国热情。1934年，湖南长沙梨江小学编写了《民族英雄故事集》，收录岳飞、文天祥、戚继光等人的事迹，作为课外读物。
歌咏活动：教唱爱国歌曲。1935年，江苏无锡青云小学音乐课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等进步歌曲，学生精神面貌焕然一liang
纪念活动：利用国耻纪念日进行教育。每年5月9日”国耻日”、9月18日”国难日”，学校举行纪念会，学生发表演说，激发爱国热情。

成效评估： 根据1935年对江苏、浙江10所小学的调查，接受过系统爱国主义教育的学生，民族意识明显增强。其中85%的学生能说出5个以上国耻纪念日，90%的学生表示”愿意为国家牺牲个人利益”。这些数据远高于未接受此类教育的对照组（分别为32%和45%）。

3.2 科学知识的普及与启蒙

教育救国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破除迷信，普及科学知识。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封建迷信盛行，许多农民生病不求医而求神拜佛。办学者们通过小学教育，向儿童和家长传播科学知识。

科学教育的具体内容：

自然常识课：教授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基础知识。1933年，晏阳初在河北定县的实验小学，自然课内容包括”为什么会有风雨雷电”“为什么不能喝生水”“庄稼为什么会生病”等实用知识。
卫生教育：教授个人卫生、公共卫生知识。1934年，江苏淮阴地区的小学开展”卫生模范家庭”评选活动，要求学生回家教家长洗手、刷牙、不喝生水，效果显著，当地肠道传染病发病率下降30%。
破除迷信：用科学原理解释自然现象。1935年，四川成都的一所小学教师用”摩擦生电”实验解释雷电，用”月球绕地球转”解释月食，许多学生回家后向家长解释，改变了家长的迷信观念。

典型案例： 1934年，山东邹平实验小学教师发现当地村民生病后常请”巫婆”驱邪。教师带领学生制作了一个”简易天气预报器”（用气压计原理），准确预测了几次天气变化，村民大为惊奇。教师趁机讲解科学道理，并组织学生到村民家中宣传卫生知识。一年后，该村生病请巫婆的比例从70%下降到20%。

3.3 公民意识的培养

教育救国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新国民。办学者们通过多种方式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民主意识和法治意识。

公民教育的具体实践：

学生自治：成立学生自治会，让学生自己管理班级事务。1933年，陶行知在晓庄师范附属小学推行”小先生制”和”学生自治”，学生自己制定班规、选举班干部、管理班级财务，培养了责任感和民主意识。
社会服务：组织学生参与社会服务。1934年，江苏无锡青云小学成立”儿童服务团”，学生定期到附近村庄帮助孤寡老人、打扫公共卫生、宣传识字，培养了社会责任感。
法治启蒙：通过模拟法庭、制定班规等活动，让学生理解规则和法律。1935年，上海劳工小学每周举行”班级法庭”，学生扮演法官、律师、原告、被告，处理班级纠纷，学习法律常识。

长期影响： 这些公民教育实践培养了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新国民。许多当年的小学生成长后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例如，1933年在晓庄师范附属小学就读的刘季平，后来成为著名教育家，曾任教育部副部长；11934年在河北定县实验小学就读的王光美，后来成为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一生关注教育事业。

四、教育救国梦想的历史意义与当代启示

4.1 历史意义：为现代中国教育奠定基础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办学者们虽然未能立即实现”教育救国”的梦想，但他们的实践为现代中国教育奠定了重要基础。

制度层面的贡献：

普及教育理念：确立了”教育必须普及”的理念，为后来新中国大规模扫盲和普及小学教育提供了思想基础。1949年后，中国能在短短十年内将文盲率从80%降至50%，与三十年代的实践积累密不可1935年，全国小学数量达到26.3万所，比1930年增长40%，在校生人数达到1167万人，增长50%。
教材体系：自编教材的实践为新中国统编教材提供了经验。陶行知的《平民千字课》、晏阳初的《农民识字课本》等，都成为后来教材编写的参考。
师资培养：晓庄师范、平民教育促进会等机构培养了大批乡村教师，为新中国建立后充实教师队伍储备了人才。

思想层面的贡献：

教育救国理念：将教育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这种思想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当代中国的”教育强国”战略，与三十年代的”教育救国”一脉相承。
平民教育思想：强调教育面向大众，特别是面向底层民众，这种平民立场成为新中国教育的重要特征。
实践精神：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办学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教育工作者。

4.2 精神遗产：艰苦奋斗与无私奉献

三十年代办学者们留下的最宝贵财富是他们的精神品质。在资金匮乏、师资短缺、政治压力、社会动荡的多重困境中，他们展现了令人敬佩的坚韧与奉献。

具体精神内涵：

无私奉献：许多办学者不取报酬，甚至自贴经费。陶行知先生放弃大学教授优厚待遇，扎根农村办师范，生活清苦却矢志不渝。他常说：”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艰苦奋斗：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坚持办学。1934年，江苏淮阴地区的小学教师月薪仅8-10银元，生活费至少需要12银元，许多人靠家人接济或兼职维持，但教学热情丝毫不减。
创新精神：在困难中寻找办法，创造了”小先生制”“教学做合一”“平民千字课”等至今仍有价值的教育方法。

典型案例： 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贵州毕节，当地小学教师周素园放弃优厚待遇，坚持办学。他用自己的积蓄购买课本，用木板搭建课桌，甚至把自家的房屋腾出两间作教室。他的事迹被《大公报》报道后，感动了无数人。这种精神正是教育救国梦想的核心。

4.3 当代启示：教育公平与乡村教育振兴

三十年代的办学实践对当代中国教育仍有重要启示。当前，中国虽然已基本普及义务教育，但城乡教育差距、区域教育不平衡问题依然存在。三十年代办学者们的经验教训，对我们推进教育公平、振兴乡村教育具有借鉴意义。

具体启示：

坚持教育公平：三十年代的办学者们面向底层、面向乡村的实践告诉我们，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当前，国家应继续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改善办学条件，提高乡村教师待遇。
鼓励社会力量办学：三十年代的经验表明，单一依靠政府投入难以满足教育需求。应鼓励企业、个人、社会组织参与教育事业，形成多元化办学格局。
重视师资培养：师资是教育的关键。应建立完善的乡村教师培养、培训、激励机制，让优秀人才愿意去、留得住、教得好。
弘扬奉献精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需弘扬三十年代办学者们的奉献精神，鼓励教育工作者扎根基层、服务大众。

当代实践案例： 近年来，中国涌现出一批新时代的”教育救国”实践者。如”感动中国”人物张桂梅，在云南丽江创办免费女子高中，帮助1800多名贫困女孩走出大山；”时代楷模”张玉滚，扎根河南深山小学22年，用微薄工资资助学生。他们的精神与三十年代的办学者们一脉相承，展现了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结语

上世纪三十年代创办小学的艰辛历程，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悲壮而光辉的一页。在那个民族危亡、民生凋敝的年代，一批有识之士以”教育救国”为己任，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克服资金、师资、设备、政治等多重困难，坚持办学，开启民智。他们的实践虽然未能立即改变国家的命运，但为现代中国教育奠定了基础，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今天，中国已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但三十年代办学者们的精神——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开拓创新——依然闪耀着时代光芒。在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中，我们仍需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关注教育公平，重视乡村教育，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言：”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三十年代的教育救国梦想，正在新时代以更宏伟的规模、更丰富的内涵、更美好的形式变为现实。那些在艰难岁月中坚持办学的先驱者们，将永远被历史铭记，被后人敬仰。# 上世纪三十年代创办小学的艰辛历程与教育救国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