衢州城墙，作为浙江省衢州市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国南方保存较为完好的古城墙之一。它不仅见证了衢州从唐代到明清时期的沧桑变迁，还体现了中国古代城市防御体系的演变。本文将从历史年代的角度，系统考察衢州城墙的起源、发展与变迁，并重点分析现存遗迹的分布、特征与保护现状。通过详实的史料考证和实地考察参考，我们将逐步揭示这座城墙的千年脉络，帮助读者深入了解其历史价值。

唐代：衢州城墙的起源与初步奠基

衢州城墙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唐代，这是衢州作为地方行政中心的开端。衢州地处浙西丘陵地带，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城墙的修筑旨在防御外敌和控制水陆交通。根据《新唐书·地理志》和地方志《衢州府志》的记载，衢州城墙始建于唐武德四年（621年），当时唐高祖李渊平定江南后，设立衢州治所，并在今衢州市区筑城。这座初代城墙以夯土为主，周长约5公里，高约3-4米，主要功能是保护州治和居民。

唐代城墙的变迁反映了安史之乱后的动荡局势。开元年间（713-741年），城墙进行了首次扩建，以应对吐蕃和地方割据势力的威胁。史料显示，这次扩建增加了护城河的宽度，并引入了砖石加固技术，但整体规模仍较为简陋。举例来说，在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年），时任衢州刺史的李泌（后任宰相）曾主持修缮城墙，以抵御浙东的叛乱。这次修缮不仅提升了城墙的防御能力，还促进了衢州的经济繁荣，因为城墙的稳固保障了商旅安全。

唐代城墙的建筑材料以本地黄土夯筑为主，辅以少量青砖。考古发掘（如1980年代在衢州市区出土的唐代夯土层）证实了这一点：夯土层厚达1米，层层压实，体现了唐代筑城技术的成熟。然而，唐代城墙并非永久性建筑，受五代十国战乱影响，部分墙体在9世纪末至10世纪初逐渐倾颓。这段时期，衢州城墙虽未大规模重建，但其基础轮廓为后世奠定了重要基础。

宋元时期：城墙的扩展与功能转型

进入宋代，衢州城墙迎来了第一次重大扩展。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吴越国归宋后，衢州作为浙西重镇，城墙被全面修葺。根据《宋史·地理志》和《衢州府志》的详细记载，宋代城墙周长扩展至约7公里，高约5-6米，墙体采用“内土外砖”的结构，即内部夯土、外部包砖，以增强耐久性。这次修筑由知州事主持，耗时两年，动用民工数千人，体现了宋代“以城卫民”的治理理念。

宋代城墙的变迁与经济文化发展密切相关。南宋时期（1127-1279年），由于金兵南侵，衢州城墙被进一步加固。绍兴年间（1131-1162年），知州张俊（非南宋名将张俊，而是地方官员）在原有基础上增设了敌楼和箭垛，周长增至8公里，并开凿了更宽阔的护城河，河宽达20米。这次扩建的目的是防御北方入侵，同时保护衢州作为“东南孔道”的商贸地位。举例而言，宋代城墙的东门（今称“东门”）被改建为双重门楼，内门用于日常通行，外门用于军事防御，这种设计在《营造法式》中有所体现，影响了后世的城门建筑。

元代（1271-1368年）是衢州城墙的相对停滞期。蒙古统治者虽未大规模破坏城墙，但因战乱频仍，墙体多处破损。至正年间（1341-1368年），元末农民起义爆发，衢州城墙一度被红巾军占领，部分墙体被拆除以筑堡垒。然而，元代也留下了独特的痕迹：考古发现，元代墙体中出现了少量琉璃砖，这可能是受蒙古文化影响的装饰元素，但整体上，元代城墙维持了宋代的规模，仅进行了局部修补。

宋元时期的城墙变迁，不仅提升了衢州的防御能力，还促进了城市布局的优化。例如，宋代城墙的南门（今称“南门”）附近形成了繁华的集市，体现了城墙从纯军事设施向多功能城市空间的转型。

明清时期：城墙的鼎盛与最终定型

明清时期是衢州城墙的鼎盛阶段，也是其现存形态的主要来源。明代洪武年间（1368-1398年），朱元璋统一全国后，下令全国修城。衢州城墙在洪武二年（1369年）由知府王兴宗主持大规模重建，周长定型为约9.2公里，高约7米，墙体全用青砖包砌，砖缝以糯米浆黏合，坚固异常。这次重建不仅恢复了宋元旧基，还增设了7座城门（东、西、南、北四门及小南门、小西门、小北门），每门均有瓮城设计，即在主门外筑小城，形成“瓮中捉鳖”的防御格局。明代城墙的变迁反映了明初“高筑墙”的国策，旨在防范倭寇和地方叛乱。

明代中后期，城墙经历了多次修缮。嘉靖年间（1522-1566年），倭寇侵扰东南沿海，衢州城墙被进一步加固，护城河拓宽至30米，并增设了火炮台。万历年间（1573-1620年），知府刘伯缙主持的修缮工程最为著名，他引入了“砖石混砌”技术，即在易受洪水冲刷的河段使用花岗岩条石，墙体内部仍保留夯土。这次工程的史料记载于《万历衢州府志》，详细描述了施工细节：每块砖重约10公斤，刻有“衢州官窑”字样，便于追溯来源。举例来说，明代城墙的北门（今称“北门”）在嘉靖倭乱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当地居民利用瓮城成功击退入侵者，这段历史在地方志中被反复记载。

清代城墙基本沿袭明代格局，但受太平天国运动影响，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复。咸丰年间（1851-1861年），太平军多次进攻衢州，城墙在战火中受损严重。同治三年（1864年），清廷拨款重修，由左宗棠主持，这次修缮耗时三年，耗资巨大，墙体高度增至8米，部分段落加筑了马面（突出墙体的防御平台）。清代城墙的变迁还体现了中西合璧的特点：光绪年间（1875-1908年），受西方影响，城墙顶部铺设了简易的排水系统，以防雨水侵蚀。

明清城墙的建筑材料和技术达到了巅峰。砖块规格统一（长约40厘米、宽约20厘米、厚约10厘米），烧制温度高达1000℃以上，耐风化。考古发掘（如2005年在衢州古城墙遗址的勘探）显示，明清墙体层层叠加，总厚度达2米，体现了“层层加固”的筑城理念。这段时期，衢州城墙不仅是军事屏障，还成为城市文化的象征，城门附近形成了独特的民俗活动，如“城隍庙会”。

现存遗迹：分布、特征与保护现状

衢州城墙的现存遗迹主要集中在衢州市柯城区，总长度约2.5公里，占原周长的四分之一。这些遗迹多为明清时期遗存，分布在市区核心地带，包括东门段、南门段和北门段。根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调查报告（2010年），现存城墙可分为三类：完整墙体、残存基址和修复段落。

首先，东门段（约800米）是保存最完好的部分，墙体高6-7米，宽4-5米，顶部平坦，可行人。特征包括：墙体外侧青砖包砌，内侧夯土裸露；门洞为拱形，高约4米，宽3米，门额上刻有“迎恩门”字样（清代重刻）。这段城墙的护城河仍存，河宽20米，水质清澈，常有白鹭栖息。现存遗迹的保护得益于1980年代的初步修缮，当时采用了“修旧如旧”的原则，使用原址砖块补砌。

其次，南门段（约1公里）是旅游热点，特征是瓮城结构完整。南门原称“清辉门”，现存瓮城周长约50米，墙体上有箭孔和马面遗迹。2008年，衢州市政府投资修复了南门段，引入了现代景观设计，如在城墙顶部修建步道，并安装了LED灯照明。这段遗迹的砖块上可见明代“官窑”铭文，考古价值极高。

北门段（约700米）则较为残破，部分墙体坍塌，但基址清晰可见。特征是多层夯土叠加，显示了从宋到清的层层修缮痕迹。近年来，通过无人机航拍和三维扫描技术，文物部门已绘制出详细的遗迹分布图，帮助规划保护。

现存遗迹的保护面临多重挑战。首先是自然风化：衢州多雨，墙体易受雨水侵蚀，部分砖块已酥松。其次是城市开发：周边高楼建设可能影响地基稳定。针对这些问题，衢州市于2015年启动了“衢州古城墙保护工程”，总投资1.2亿元，包括墙体加固、护城河清淤和生态修复。工程采用“最小干预”原则，例如使用纳米材料渗透砖块以增强防水性，而非大规模替换。同时，政府加强了监测，安装了传感器实时监控墙体位移。

从历史价值看，现存遗迹是衢州城墙变迁的“活化石”。它不仅印证了从唐代夯土到明清砖石的演变，还反映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智慧。例如，城墙的“七门八关”布局，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东门面向平原，便于商贸；西门依山，利于防守。保护这些遗迹，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文化遗产的传承。未来，通过数字化技术（如VR复原），公众可更直观地体验城墙的千年风貌。

总之，衢州城墙从唐代的夯土初筑，到宋元的扩展，再到明清的鼎盛，历经千年风雨，现存遗迹虽不完整，却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通过科学考察与保护，这座城墙将继续诉说着衢州的过去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