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荒漠化的全球性危机与流沙地区的特殊挑战
荒漠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严峻的环境问题之一，它不仅威胁着全球粮食安全和生态平衡，更直接影响着数亿人的生存与发展。根据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的最新数据，全球每年有约1200万公顷的土地退化，相当于每分钟损失36个足球场面积的土地。在这些受影响的地区中，流沙地区（即流动沙丘和半流动沙丘区域）的荒漠化问题尤为突出，其扩展速度之快、影响范围之广、治理难度之大，已成为制约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瓶颈。
流沙地区通常指那些地表覆盖着松散沙物质，在风力作用下容易发生移动的区域。这些地区往往气候干旱、降水稀少、植被稀疏，生态系统极其脆弱。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不合理经济活动的双重影响，许多流沙地区出现了”沙进人退”的严峻局面——流沙不断向人类聚居区和农田扩张，迫使人们不得不放弃家园，耕地被掩埋，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这种现象在非洲萨赫勒地区、中亚荒漠、中国西北干旱区以及中东部分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
面对这一挑战，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防治措施，从传统的工程治沙到现代的生态修复，从单一的植被恢复到综合的可持续发展管理。然而，流沙地区的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生态、经济、社会等多个层面，面临着技术、资金、政策等多重挑战。本文将系统梳理流沙地区荒漠化的主要成因，详细介绍当前有效的防治措施，深入分析治理过程中面临的实际挑战，并探讨如何通过科技创新、政策优化和社区参与来构建长效的防治机制，最终实现人沙和谐共生的目标。
流沙地区荒漠化的主要成因分析
自然因素：气候与地质条件的先天脆弱性
流沙地区的荒漠化首先源于其固有的自然脆弱性。从气候角度看，这些地区大多位于干旱和半干旱气候带，年降水量往往低于200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2000毫米以上，这种极度的水分亏缺使得植被难以自然恢复。以中国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地区为例，年均降水量不足50毫米，但风速可达5-6米/秒，强风不仅加速了水分蒸发，更成为沙尘暴的主要驱动力。
地质因素同样关键。流沙地区的沙物质多来源于古代河流冲积物、湖相沉积物或风化残积物，这些物质颗粒均匀、结构松散，缺乏黏土和有机质的胶结作用，极易被风力搬运。在蒙古高原南部的流沙区，沙粒直径多在0.1-0.5毫米之间，这种粒径的沙粒在3-4级风（风速3.4-5.5米/秒）时即可开始移动，当风速超过5米/秒时，沙粒便会跃移前进，形成沙丘的移动。
气候变化加剧了这种脆弱性。近50年来，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了约1.1°C，而干旱区的升温幅度往往更大。升温导致冰川融化加速、降水模式改变，许多流沙地区出现了”暖干化”趋势。例如，中亚咸海流域，由于上游冰川退缩和降水减少，入湖水量急剧下降，湖床裸露形成新的沙源地，每年向周边地区输送数百万吨沙尘。
人为因素：过度开发与资源不合理利用
尽管自然条件严酷，但人为活动往往是流沙地区荒漠化的直接导火索和加速器。过度放牧是首要人为因素。在非洲萨赫勒地区，过去50年牲畜数量增加了3倍以上，远超草场承载能力。牛羊啃食草根、践踏地表，破坏了植被的再生能力，使原本固定的沙丘重新活化。数据显示，当草场覆盖度低于15%时，地表风蚀量会呈指数级增长。
滥垦滥伐同样危害巨大。在经济利益驱动下，许多地区盲目开垦边缘土地用于耕作或种植经济作物。中国西北地区20世纪50-70年代的三次大规模垦荒，就曾导致约200万公顷的固定沙丘活化。这些新开垦的土地往往缺乏灌溉设施，一旦遭遇干旱年份，作物绝收后裸露的地表便成为新的沙源。此外，砍伐固沙植被作为燃料或木材，也直接削弱了地表的抗风蚀能力。在印度拉贾斯坦邦，过度砍伐灌木导致每年约有1.2万公顷的土地退化为流沙。
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是另一个关键因素。在流沙地区，地下水往往是维系生态和农业的命脉，但过度开采会导致地下水位下降，使依赖地下水的天然植被枯死。以美国加州中央谷地为例，农业灌溉大量抽取地下水，导致部分地区地下水位下降超过30米，周边的沙丘植被大面积死亡，沙丘开始向农田推进。此外，修建水库和引水工程若不考虑生态流量，也会使下游河岸林和湿地萎缩，为流沙扩张创造条件。
系统性因素：贫困与治理能力不足的恶性循环
流沙地区荒漠化往往与贫困形成恶性循环。这些地区通常经济结构单一，居民收入低，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度高。当环境恶化导致生产下降时，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进一步加剧对资源的掠夺式开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报告指出，全球约75%的极端贫困人口生活在生态脆弱地区，其中流沙地区占比显著。
治理能力不足也是重要成因。许多流沙地区位于发展中国家，缺乏足够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来进行系统治理。同时，跨区域的荒漠化问题需要协调机制，但往往存在”九龙治水”的管理碎片化现象。例如，一条跨界沙丘的治理可能涉及多个行政区域，但各方责任不清、利益不一致，导致治理行动难以协同。此外，政策执行不力、监管缺失等问题也使得一些保护措施流于形式。
流沙地区荒漠化防治的主要措施
工程治沙措施：机械固沙的快速见效方案
工程治沙是流沙地区初期治理最直接有效的手段，主要通过物理方法固定流沙，为植被恢复创造条件。其中，草方格沙障是最经典且广泛应用的技术。具体操作是将麦草、稻草或芦苇等材料，按一定间距（通常为1米×1米或1.5米×1.5米）扎入沙中，形成方格状结构。这种结构能有效降低地表风速，阻截流沙，使沙粒在方格内堆积。在中国包兰铁路沙坡头段，采用草方格沙障后，流沙固定率达到85%以上，铁路安全运营超过60年。草方格的使用寿命一般为3-5年，之后需补充维护，但其成本低廉（每公顷约2000-3000元），适合大面积应用。
高立式沙障和栅栏是另一种工程措施，主要用于保护重点区域。将树枝、竹竿或塑料板等材料垂直插入沙中，高度通常为1-2米，间距为高度的10-20倍。这种沙障能阻挡近地面风沙流，减少沙粒对农田、村庄和设施的侵袭。在蒙古国南部，高立式沙障保护了约80%的定居点免受流沙侵袭。现代材料如尼龙网、金属网等也被用于沙障建设，其使用寿命更长，但成本较高。
化学固沙剂是近年来发展的新技术，通过喷洒高分子聚合物或乳化沥青等材料，在沙粒表面形成结皮，从而固定流沙。这类固沙剂见效快（喷洒后几小时即可固沙），有效期可达1-3年，特别适用于机场、公路等急需保护的设施周边。但化学固沙剂成本较高（每公顷约5000-10000元），且可能对土壤微生物产生一定影响，因此多作为辅助措施使用。
生物治沙措施：植被恢复的生态核心
生物治沙是流沙地区治理的根本措施，通过恢复植被来重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生产力。选择合适的植物种类是成功的关键。在流沙地区，应优先选择耐旱、耐贫瘠、抗风蚀的先锋植物。例如，梭梭（Haloxylon ammodendron）是中国西北流沙治理的”明星树种”，其根系可达地下6-8米，能有效利用深层地下水，且枝干坚硬，抗风蚀能力强。柠条（Caragana korshinskii）和花棒（Hedysarum scoparium）也是优良的固沙灌木，它们不仅能固定沙丘，还能提供饲料和燃料。
种植技术直接影响成活率。在流动沙丘上直接种植，通常采用”深埋、实踩、少露”的方法，将苗木埋至根茎交界处以下，踩实沙土，仅保留少量枝叶在地表，以减少水分蒸发。对于大面积治理，常采用”前挡后拉”的造林模式：在沙丘迎风坡下部种植灌木固定沙丘底部，在背风坡种植乔木或高大灌木，引导沙丘逐渐固定和平整。在毛乌素沙地，这种模式使植被覆盖率从不足10%提高到30%以上，沙丘高度降低了30-50%。
近年来，飞播造林技术在流沙地区得到广泛应用。利用飞机撒播种子，效率高、成本低，适合偏远和大面积区域。但飞播要求种子经过包衣处理（增加重量和抗风能力），并选择雨季前进行。在内蒙古伊克昭盟，飞播沙蒿和羊柴，成苗率达到每平方米4-5株，保存率超过30%，取得了显著成效。
水资源管理措施：生态用水的科学调配
水是流沙地区生态恢复的命脉，科学的水资源管理是防治荒漠化的核心环节。首先，要保障生态用水。在河流流域，应通过立法或协议确保下游有足够的水量维持河岸林和湿地。例如，中国塔里木河流域通过统一调度，每年向下游输送生态水3-5亿立方米，使下游胡杨林面积恢复了约20万公顷，有效遏制了流沙扩张。
地下水的合理利用至关重要。应严格控制开采量，采用节水灌溉技术。滴灌和微喷灌在流沙地区的农业和林业中应用广泛，能将水的利用率提高到80%以上，比传统漫灌节水60-70%。在以色列内盖夫沙漠，滴灌技术使沙漠农业产值大幅提升，同时避免了地下水位的过度下降。对于生态植被，可采用”渗灌”技术，将水直接送至根系附近，减少蒸发损失。
雨水收集和利用是干旱区的重要补充。通过修建小型水窖、蓄水池或利用自然洼地收集雨水，可用于植被补灌或人畜饮水。在印度拉贾斯坦邦，传统的”约翰”（Johad）雨水收集系统被恢复和改造，每年可收集数百万立方米雨水，显著改善了周边沙丘的植被状况。现代技术如人工降雨、雾水收集等也在探索中，但成本较高，目前应用有限。
农业与土地利用优化措施：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调整农业结构和土地利用方式是防止人为加剧荒漠化的根本途径。首先，推行草田轮作和休耕制度。在流沙边缘的农牧交错带，将耕地与草地轮换使用，让土地有休养生息的机会。例如，种植2-3年作物后，改种1-2年豆科牧草，既能恢复地力，又能提供饲料。休耕期间种植覆盖作物或绿肥，可有效防止风蚀。
发展沙产业是实现生态与经济双赢的创新模式。沙产业利用沙漠的充足光照和独特气候，发展特色种植、养殖和加工。例如，在阿联酋沙漠中建设的温室，采用无土栽培和滴灌技术，生产高价值蔬菜和花卉，不仅满足国内需求，还大量出口。在中国，沙区葡萄、枸杞、肉苁蓉等特色作物种植已形成产业规模，既固定了沙丘，又增加了农民收入。
推行社区参与的土地管理机制。将荒漠化防治与社区利益紧密结合，通过产权明晰、利益共享等方式，激发居民参与积极性。例如，在肯尼亚，社区土地信托模式让牧民共同管理草场，制定放牧规则，有效防止了过度放牧。在尼日尔，农民自发管理的”农林复合系统”使数百万公顷退化土地得到恢复，这种自下而上的治理模式成本低、可持续性强。
流沙地区荒漠化防治面临的挑战
技术与生态挑战：自然规律的制约
尽管治沙技术不断进步，但流沙地区的自然规律仍给防治工作带来巨大挑战。首先是极端气候事件的频发。全球气候变化导致干旱、高温、沙尘暴等极端天气增多，往往使多年治理成果毁于一旦。2010年，中国北方遭遇特大干旱，导致新种植的大量苗木死亡，部分已固定的沙丘重新活化。沙尘暴的强度和频率增加也直接破坏工程设施和幼苗，增加了维护成本。
生态系统的恢复是一个漫长过程，而流沙地区的恢复速度远慢于预期。在年降水量200毫米以下的地区，自然恢复可能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人工种植虽然能加快进程，但植被结构单一、生物多样性低的问题普遍存在。例如，大面积种植梭梭林虽然能固定沙丘，但林下植被稀少，生态系统功能不完整，抗干扰能力弱。一旦梭梭林因病虫害或气候异常死亡，整个系统可能崩溃。
水资源短缺是永恒的瓶颈。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矛盾日益尖锐。在一些地区，为了保障农业灌溉，不得不减少生态用水，导致下游植被退化。例如，中亚咸海流域因上游过度用水，湖面萎缩了90%，新形成的盐碱沙尘暴源地每年向周边输送数百万吨有害物质。如何在有限的水资源下平衡各方需求，是技术上难以突破的困境。
经济与社会挑战：资金与民生的双重压力
资金短缺是流沙地区治理的最大障碍。工程治沙和生物治沙都需要大量前期投入，而这些地区往往经济欠发达，地方财政无力承担。以中国为例，每公顷流沙的治理成本约为1-2万元，全国需要治理的面积达数千万公顷，总投资需求巨大。虽然有中央财政支持，但地方配套资金往往难以落实，导致项目进度缓慢或标准降低。
贫困与治理需求形成恶性循环。流沙地区居民收入低，为了生存不得不加剧对资源的利用。例如，在非洲萨赫勒地区，贫困牧民为了增加收入，不断扩大牲畜数量，导致草场退化，进而加剧荒漠化，使牧民收入进一步下降。打破这个循环需要外部投入和产业转型，但短期内难以见效。
人口压力与土地承载力矛盾突出。流沙地区往往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而土地承载力有限。在印度拉贾斯坦邦，一些地区人口密度已超过干旱区的合理承载极限，过度开垦和放牧不可避免。此外，城市化进程中的不合理建设也侵占了大量生态用地，加剧了流沙扩张。
政策与管理挑战：协调与执行的难题
跨区域协调困难是流沙地区治理的普遍问题。荒漠化往往跨越行政边界，但治理责任却按行政区划分，导致”上游治理、下游受害”或”各自为政”的现象。例如，一条跨界沙丘的治理需要相邻地区协同行动，但各方在资金投入、利益分配上难以达成一致，治理效果大打折扣。
政策执行不力与监管缺失也制约了治理成效。一些地区虽然制定了严格的禁牧、禁垦政策，但执法不严，违法成本低，导致政策形同虚设。例如，中国部分地区曾推行”退耕还林”政策，但个别地区出现了”复垦”现象，原因是补偿政策不到位或监管缺位。
缺乏长期稳定的治理机制。荒漠化治理是百年大计，需要持续投入和稳定政策。但现实中，治理项目往往随领导更替或资金变化而中断，缺乏长效机制。例如，一些国际援助项目结束后，当地缺乏维护能力，设施很快报废，植被因无人管理而死亡。
应对挑战的策略与创新路径
科技创新：提升治理效率与精准度
面对技术与生态挑战，科技创新是关键突破口。精准监测技术的应用能大幅提升治理的科学性。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和地面传感器网络，可以实时监测沙丘移动、植被覆盖度、土壤湿度等关键指标。例如，中国建立的”荒漠化监测系统”，通过多光谱卫星影像和AI算法，能提前3-6个月预测沙丘移动趋势，为精准布设工程措施提供依据。无人机飞播技术也在不断优化，通过GPS定位和变量播种技术，可根据地形和土壤条件调整播种密度，提高成苗率30%以上。
生物技术的突破为植被恢复提供了新可能。基因编辑技术可用于培育更耐旱、耐盐碱的植物品种。例如，科学家通过转入抗旱基因，培育出的新品种梭梭在模拟极端干旱条件下，成活率比普通品种提高40%。微生物固沙技术也在兴起，通过喷洒特定的微生物菌剂，能在沙粒表面形成生物结皮，这种结皮不仅能固沙，还能增加土壤有机质和氮素，为后续植被恢复创造条件。在阿联酋的试验中，生物结皮使沙丘固定时间缩短了50%。
水资源利用技术的创新同样重要。太阳能驱动的海水淡化和苦咸水淡化技术成本持续下降，为沿海和内陆干旱区提供了新水源。在沙特阿拉伯，大型太阳能淡化厂每天可生产数十万立方米淡水，用于周边沙丘的灌溉。此外，”空气取水”技术也取得进展，利用特殊材料在夜间从空气中凝结水汽，虽然目前产量有限，但为极端干旱区的植被补灌提供了新思路。
政策与制度创新：构建长效机制
应对政策与管理挑战，需要系统性的制度创新。建立跨区域的生态补偿机制是解决协调难题的有效途径。例如，中国建立的”流域生态补偿”制度，由下游受益地区向上游治理地区支付费用，用于支持荒漠化防治。在新安江流域，浙江每年向安徽支付数亿元生态补偿金，用于上游植树造林和水土保持，有效改善了整个流域的生态状况。这种模式可推广到跨界沙丘治理，让治理成果转化为经济收益。
推行”荒漠化防治目标责任制”，将治理成效纳入地方政府考核体系，能有效提升政策执行力。中国将”防沙治沙”目标纳入省级政府环保督察，对未完成任务的地区实行约谈和问责，显著提高了地方治理积极性。同时，完善监管体系，利用卫星遥感和地面巡查相结合，对违规开垦、放牧等行为进行实时监控和处罚。
创新融资机制是解决资金短缺的关键。除了政府投入，应积极引入社会资本。”生态债券”是一种创新金融工具，通过发行债券筹集资金用于荒漠化治理，未来用生态补偿或碳汇收益偿还。在法国，已有成功发行绿色债券用于沙漠治理的案例。此外，”碳汇交易”也能为治理项目带来收益，通过将治理后的林地转化为碳汇资产，在碳市场出售，获得持续资金支持。
社区参与与产业融合：激发内生动力
应对社会经济挑战，必须让当地社区成为治理的主体和受益者。参与式治理模式强调社区在规划、实施和管理中的主导作用。在肯尼亚，社区荒漠化防治委员会负责制定放牧计划、分配水资源和监督执行，政府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这种模式使治理措施更符合当地实际，居民参与度从不足20%提高到80%以上，治理效果显著提升。
发展沙区特色产业是实现可持续治理的根本。将荒漠化防治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让居民从治理中获得稳定收入。例如，在中国内蒙古，发展沙区光伏发电产业，在光伏板下种植耐阴牧草，形成”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板间养殖”的立体模式。这种模式不仅固定了沙丘，还提供了清洁能源和经济收益，实现了生态、经济、能源的三重效益。在摩洛哥，发展沙漠旅游和特色手工艺品，让居民从保护环境中直接受益，增强了保护意识。
教育与能力建设是长期保障。通过培训提升当地居民的治沙技能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印度，政府设立”荒漠化防治培训中心”，为农民提供节水灌溉、种植技术等免费培训，每年培训数万人。同时，在中小学开展环境教育，培养下一代的生态意识，形成全社会参与治理的良好氛围。
成功案例分析：从实践中汲取经验
中国毛乌素沙地治理：系统工程的典范
毛乌素沙地是中国治理成效最显著的流沙地区之一。该沙地位于内蒙古、陕西、宁夏交界处，历史上曾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后因过度开垦和放牧，到20世纪末流沙面积达4万平方公里，严重威胁周边城市和交通线。
毛乌素的治理采取了”工程+生物+管理”的综合模式。首先，通过草方格沙障和高立式沙障快速固定流沙，为植被恢复创造条件。然后，大规模种植以柠条、沙柳、杨柴为主的灌木林，配合樟子松等乔木，形成乔灌草结合的立体结构。同时，严格推行禁牧、禁垦政策，将沙区划为生态保护区。在水资源管理上，推广滴灌和雨水收集，保障生态用水。更重要的是，发展沙产业，如种植甘草、黄芪等中药材，发展林下经济，让居民从治理中获得收益。
经过30多年治理，毛乌素沙地植被覆盖率从不足10%提高到30%以上，流沙面积减少了80%，沙尘暴天数减少了60%。周边地区粮食产量提高，居民收入增加，实现了”沙退人进”的转变。其成功经验在于：坚持长期投入（累计投资超百亿元）、科学规划（因地制宜选择树种）、社区参与（农牧民转型为护林员）、产业支撑（沙产业年产值超50亿元）。
非洲萨赫勒地区”绿色长城”计划：跨国协作的探索
非洲萨赫勒地区是全球荒漠化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涉及11个国家，人口约2亿。2007年，非洲联盟启动”绿色长城”计划，旨在沿撒哈拉沙漠南缘建设一条宽15公里、长7775公里的植被带，以遏制流沙扩张。
该计划的核心是跨国协作和社区参与。各国共同制定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则，共享监测数据。在技术上，选择本土耐旱树种如金合欢、辣木等，采用”农林复合系统”，在农田中种植树木，既保护农田又提供木材和饲料。在资金上，通过国际援助、碳汇交易和私营部门投资等多渠道筹资。更重要的是，强调社区主导，每个村庄设立”绿色委员会”，负责本地植树和管理，政府提供苗木和技术支持。
截至2023年，”绿色长城”已完成约1800公里的植被带建设，恢复了约2000万公顷土地，惠及数百万居民。在尼日尔，农民自发管理的”农林复合系统”使500万公顷退化土地得到恢复，无需大规模外部投入。该计划的成功表明，跨国协作和社区参与是解决大规模流沙治理的有效路径，但也面临资金不足（仅完成目标的15%）、政策协调困难等挑战。
以色列内盖夫沙漠开发：科技创新驱动的模式
以色列内盖夫沙漠占国土面积60%，但通过科技创新，不仅实现了流沙固定，还将其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宝地。其核心是”高效用水”和”高附加值产业”。
在水资源利用上，以色列开发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滴灌系统，水的利用率达到95%以上。通过淡化海水和收集雨水，每年可获得数亿立方米淡水。在植被恢复上，选择高经济价值作物如椰枣、橄榄和花卉，采用温室种植，完全避免风蚀和蒸发损失。同时，发展沙漠旅游和太阳能产业，利用充足光照建设大型光伏电站，将荒漠转化为能源基地。
内盖夫模式的特点是高投入、高技术、高产出。每公顷治理成本高达10万美元以上，但产出的农产品和能源价值远超投入。这种模式适合资金充足、技术先进的地区，但其理念值得借鉴：将荒漠视为资源而非负担，通过创新实现价值转化。
未来展望：构建人沙和谐共生的新格局
气候适应型治理：应对变化的未来
面对气候变化加剧的趋势，未来的流沙治理必须转向”气候适应型”模式。这意味着选择的植物和工程措施不仅要适应当前气候，还要能应对未来可能的极端事件。例如，培育”气候智能型”品种，能在高温、干旱和盐碱多重胁迫下生存。同时，治理规划应预留”生态弹性空间”，即在植被配置上保留一定比例的耐极端物种，作为系统崩溃后的”种子库”。
数字化和智能化将成为主流。利用物联网、大数据和AI，建立”智慧荒漠化管理系统”，实现从监测、预警到决策的全链条智能化。例如，通过AI分析历史气象数据和植被生长数据，可预测未来5-10年的治理效果，优化资源配置。无人机和机器人将承担更多巡检和维护任务，降低人力成本。
全球协作与资金机制：共同应对挑战
流沙地区的荒漠化是全球性问题，需要更强的国际协作。应建立全球荒漠化防治基金，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出资，重点支持最脆弱地区。同时，完善碳汇市场和生态补偿机制，让治理成果转化为可交易的资产，吸引私营部门投资。
技术转移和知识共享也至关重要。发达国家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低成本、易操作的治沙技术和培训。例如，中国已承诺向非洲国家提供荒漠化防治技术援助，这种南南合作模式值得推广。此外，应建立全球荒漠化监测网络，共享卫星数据和研究成果，为各国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人沙和谐共生：从对抗到共生的理念转变
最终，我们需要从根本上转变对荒漠和流沙的认识。它们不是”敌人”，而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未来的治理目标不应是消灭流沙，而是将其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实现人沙和谐共生。例如，在非关键区域，可保留部分流沙景观作为自然保护区或旅游景点，发挥其生态和经济价值。
社区的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通过赋权和赋能，让当地居民成为荒漠化防治的真正主人。治理成果应与民生改善直接挂钩，形成”治理-受益-再治理”的良性循环。教育和文化传承也应融入治理过程，将传统生态智慧与现代科技结合，创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治理模式。
总之，应对”沙进人退”的严峻现实，需要技术、政策、经济和社会的综合创新，需要全球范围的协作与共同努力。虽然挑战巨大，但只要坚持科学治理、以人为本、长期投入，流沙地区完全有可能实现从”沙进人退”到”沙退人进”，最终走向”人沙和谐”的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