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的电影《活着》（1994年）改编自余华的同名小说，是一部深刻描绘中国20世纪历史变迁中普通家庭命运的杰作。这部电影通过主人公福贵的视角，讲述了一个地主家庭从富足到贫困、从完整到破碎的悲剧历程，却在苦难中绽放出人性的坚韧光芒。它之所以能触动人心，不仅仅因为其对历史事件的忠实再现，更因为它以小人物的生存哲学为核心，揭示了在时代洪流中，家庭如何在苦难中求生、在绝望中坚守。本文将从福贵的视角出发，详细剖析中国家庭的苦难与坚韧，并探讨影评如何揭示时代变迁下的生存哲学。文章将结合电影情节、人物分析和历史背景，提供深入的解读，帮助读者理解这部作品的永恒魅力。
福贵的视角：从富贵到苦难的个人叙事
福贵作为电影的核心人物，他的视角是整部影片的叙事主线。从一个挥霍无度的地主少爷，到一个饱经风霜的普通农民，福贵的人生轨迹浓缩了中国近代史的剧变。他的故事不是宏大的历史叙事，而是通过个人命运的起伏，折射出家庭和社会的苦难。这种视角让观众产生强烈的代入感，因为福贵不是英雄，而是像我们一样的凡人，他的脆弱和坚持让人动容。
在影片开头，福贵（由葛优饰演）是一个典型的“富贵”子弟：家境殷实，沉迷赌博，对家庭责任漠不关心。他将祖传的百亩田地输得一干二净，导致父亲气死，妻子家珍（由巩俐饰演）带着女儿凤霞回娘家。这段情节生动展示了“富贵”的虚妄：福贵的“富”只是表面的财富，他的“贵”则建立在对家人的忽视之上。转折发生在福贵被抓壮丁后，他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回家时发现母亲已逝，女儿凤霞因高烧成了哑巴。从此，福贵的视角转向了苦难的承受者。他不再是那个自私的赌徒，而是开始学习如何在贫困中养家糊口。
福贵视角的动人之处在于其真实性。他不是被动的受害者，而是主动的求生者。例如，在大跃进时期，福贵为了让儿子有庆上学，不得不将家里的锅碗瓢盆都献给“大炼钢铁”。当有庆在学校被县长夫人献血过多而死时，福贵的悲痛不是爆发式的，而是内敛的、压抑的。他默默地埋葬儿子，继续劳作。这种从“富贵”到“苦难”的转变，让观众看到一个普通人在时代碾压下的成长：从无知到觉醒，从自私到担当。影评常常指出，这种视角揭示了“活着”的本质——不是追求富贵，而是面对苦难时的坚持。
中国家庭的苦难：时代变迁下的多重打击
《活着》通过福贵一家，展现了中国家庭在20世纪中叶的苦难。这些苦难不是孤立的个人悲剧，而是时代变迁的必然产物。从土地改革到大跃进，再到文化大革命，每一个历史事件都像一把利刃，切割着这个家庭的完整性。影评中，常有人将这些苦难视为对中国近代史的隐喻：小人物如何在国家意志的洪流中挣扎求生。
首先，家庭的苦难体现在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剧变上。福贵从地主沦为佃农，这不仅仅是财富的丧失，更是身份的颠覆。在土地改革中，他被划为“地主”，本可能被批斗致死，但因龙二的替死而幸免。这段情节揭示了阶级斗争的残酷：家庭的苦难往往源于外部政治的干预。家珍作为传统女性，承受了最大的家庭负担。她从富家小姐变成农妇，生下儿子有庆后，又在饥荒中饿得面黄肌瘦。她的苦难不是戏剧化的，而是日常的——为了一碗米汤而奔波，为孩子的温饱而哭泣。
其次，苦难的高潮是子女的接连离世，这直接摧毁了家庭的延续。儿子有庆的死是影片中最令人心碎的一幕：一个天真活泼的孩子，因学校组织献血给县长夫人而失血过多而亡。福贵赶到医院时，只能抱着儿子的尸体痛哭。这不仅仅是意外，更是时代政策的悲剧——大跃进时期的“献热血”运动，本是爱国号召，却成了杀戮的工具。女儿凤霞的死则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她因产后大出血而亡，而医院里的医生被批斗成“反动学术权威”，只剩下红卫兵小将操作，导致医疗事故。凤霞的丈夫二喜在文革中被批斗致死，进一步加剧了家庭的破碎。
这些苦难的描绘，让影评者感慨：中国家庭的苦难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血肉相连的。它触及了观众的痛点——失去亲人的恐惧、对不公的愤怒，以及对命运的无奈。但正因为如此，它才触动人心：它提醒我们，历史不是遥远的过去，而是可能重演的现实。
家庭的坚韧：在绝望中绽放的生存力量
尽管苦难重重，《活着》的核心却是坚韧。这种坚韧不是英雄主义的壮举，而是平凡人的日常坚持。从福贵的视角看，家庭的韧性体现在对生命的尊重和对未来的希望上。影评常将此视为影片的“生存哲学”：活着，本身就是一种胜利。
福贵的坚韧首先表现在他对家人的承诺上。失去所有财产后，他没有选择自杀或逃避，而是靠唱皮影戏为生，养活妻子和孩子。在大饥荒时，他甚至用自己的血换食物给家珍。当家珍病重时，福贵背着她求医，这份不离不弃的爱，是家庭坚韧的基石。家珍同样坚韧，她从不抱怨，而是用温柔化解苦难。例如，在有庆死后，她对福贵说：“咱们还得活下去。”这句话简单，却蕴含着巨大的力量。
子女的死虽是打击，但福贵和家珍没有崩溃。他们收养了外孙馒头（凤霞的儿子），在文革结束后继续生活。影片结尾，福贵对馒头说：“鸡长大变成鹅，鹅长大变成羊，羊长大变成牛，咱们的日子就越来越好了。”这句台词是坚韧的象征：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要相信未来。馒头的天真笑容，代表了家庭的延续和希望。
从更广的角度看，这种坚韧是中国家庭文化的体现。在儒家传统中，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位，成员间的责任和牺牲是生存的核心。《活着》通过福贵一家，展示了这种文化如何在苦难中维系。影评中，常有人将此与西方悲剧比较：不同于莎士比亚式的毁灭，《活着》强调“活下去”的韧性，这更贴近东方哲学。
影评揭示的生存哲学：小人物在时代变迁中的智慧
影评对《活着》的解读，往往聚焦于其揭示的生存哲学。这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通过小人物的经历，传达出的实用智慧：在时代变迁中，普通人如何以小博大，以柔克刚。
首先，生存哲学的核心是“顺应与坚持”。福贵不是反抗者，而是适应者。他从不直接对抗历史（如拒绝批斗），而是通过小聪明求生：唱皮影戏避开政治风暴，藏起家里的粮食应对饥荒。这种哲学反映了中国农民的智慧——在专制时代，硬碰硬往往自取灭亡，唯有隐忍才能存活。影评家指出，这与道家“无为而治”相呼应：不争一时之长短，而求长久之生。
其次，哲学强调“家庭作为堡垒”。在时代变迁中，国家和社会是变动的，但家庭是稳定的锚点。福贵一家虽屡遭打击，却始终以亲情维系。例如，当龙二被枪毙时，福贵庆幸自己输光了家产，否则死的就是他。这揭示了生存的悖论：苦难有时是保护伞，让人避开更大的灾难。影评常引用此点，讨论小人物如何在“命运的玩笑”中找到平衡。
最后，生存哲学是对“活着”意义的反思。影片不美化苦难，而是直面其残酷，却从中提炼出希望。福贵的“活着”不是苟且偷生，而是对生命的肯定。影评中，有人将此与存在主义比较：加缪说“荒谬是人生的本质”，福贵则用行动证明，即使荒谬，也要活得有尊严。这种哲学触动人心，因为它适用于任何时代：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内心的坚韧是永恒的武器。
结语：永恒的触动
张艺谋的《活着》之所以触动人心，是因为它从福贵的视角，将中国家庭的苦难与坚韧浓缩成一部活生生的史诗。它不回避历史的伤疤，却在其中注入人性的温暖。通过影评的剖析，我们看到时代变迁下小人物的生存哲学：顺应、坚持、以家为本。这部电影提醒我们，苦难是常态，但坚韧是选择。它不仅是艺术的巅峰，更是生活的镜子，让每个观众在泪水中找到前行的力量。如果你还未观看，不妨从福贵的眼睛，去感受那份触动人心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