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革命先驱的光辉形象
在中国革命史上，广西的百色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又一次重要的武装起义，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革命斗争的成功实践。在这场波澜壮阔的起义中，韦拔群作为杰出的革命先驱和建设者，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他不仅是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更是点燃东兰革命火种、创建和坚持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核心人物。韦拔群，原名韦秉乾，1894年出生于广西东兰县一个壮族农民家庭，早年受进步思想影响，投身革命洪流。他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深厚的群众基础，将东兰这个偏远山区打造成革命的摇篮，为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本文将详细剖析韦拔群在百色起义中的作用，重点阐述他如何点燃东兰火种，并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坚持根据地斗争，直至英勇牺牲。通过这些历史细节，我们能更深刻地理解革命先辈的奉献精神和斗争智慧。
韦拔群的早期革命活动：点燃东兰火种的前奏
韦拔群的革命生涯始于对社会不公的深刻不满和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在20世纪初的中国，军阀混战、地主豪绅的压迫使广西农村陷入深重苦难。韦拔群早年就读于东兰县立高等小学，后考入广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接触到了《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开始萌发革命思想。1920年，他离开学校，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参加了粤军，并在1921年随军进入广西。这段经历让他目睹了军阀的腐败和民众的疾苦，进一步坚定了他改造社会的决心。
从个人觉醒到组织群众：东兰农民运动的兴起
1921年，韦拔群回到家乡东兰县，这里是他的革命起点。东兰地处桂西北山区，交通闭塞，但民风彪悍，农民深受地主剥削。韦拔群敏锐地意识到，要革命必须从基层入手。他首先组织“农民自治会”，号召农民团结起来反抗苛捐杂税。1922年，他领导了著名的“东兰农民武装起义”，这是广西最早的农民武装斗争之一。起义中，他率领数百名农民攻打县城，虽因力量悬殊失败，但点燃了东兰的革命火种，吸引了大批青年加入。
为了更好地组织群众，韦拔群于1923年创办“东兰农民运动讲习所”，自任所长。讲习所设在东兰县武篆区的列宁岩（今东兰列宁岩），学员主要是本地农民和进步青年。课程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农民运动策略和军事训练。韦拔群亲自授课，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为什么穷人要革命”。例如，他举例说：“地主像吸血鬼，我们农民像牛马，只有团结起来，才能翻身做主人。”讲习所培养了200多名骨干分子，他们后来成为右江革命根据地的中坚力量。通过这些活动，韦拔群成功将东兰从一个沉睡的山区转变为革命的火种源地。
1924年，韦拔群赴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进一步系统掌握了革命理论。192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广西最早的党员之一。回乡后，他扩大农民协会，建立农民自卫军，到1926年，东兰县农民协会会员已达2万多人，自卫军发展到1000余人。这为后来的百色起义积累了宝贵经验和力量。
百色起义的背景与韦拔群的领导作用
百色起义发生于1929年12月11日，是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下发动的武装起义。起义前夕，国民党新桂系军阀内部矛盾激化，中共中央决定利用这一时机在广西发动武装斗争。韦拔群作为右江地区的本地领袖，被任命为右江特委委员和红七军第三纵队司令员，负责东兰、凤山一带的军事指挥。
起义的组织与发动：韦拔群的战略布局
起义前，韦拔群在东兰进行了周密准备。他将东兰作为起义的后方基地，利用熟悉的地形和群众基础，秘密集结力量。1929年10月，邓小平、张云逸率部从南宁撤往右江地区，韦拔群积极响应，将东兰农民自卫军编入正规部队。起义当天，韦拔群率领第三纵队主力攻克东兰县城，俘虏国民党县长，缴获枪支数百支。这不仅巩固了起义的初步成果，还为红七军提供了急需的补给。
韦拔群在起义中的作用远不止军事指挥。他强调民族团结，东兰是壮族聚居区，他通过壮语宣传和本地习俗（如歌圩）动员群众，避免了民族隔阂。起义后，他立即在东兰建立苏维埃政权，颁布土地法，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这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热情，东兰迅速成为右江根据地的核心区。例如，在起义后的短短一个月内，东兰县就有10多个乡成立苏维埃政府，农民分得土地后生产积极性高涨，粮食产量增加20%以上。
点燃东兰火种的具体举措
“点燃东兰火种”并非空洞口号，而是韦拔群一系列务实行动的结果。他将东兰打造成“革命熔炉”，通过以下方式实现：
军事火种：组建红七军第三纵队，韦拔群亲自训练士兵，强调“官兵平等、群众纪律”。他发明了“山地游击战”战术，利用东兰的喀斯特地貌打伏击。例如，1929年12月，他率部在东兰县坡豪乡伏击国民党民团，歼敌50余人，缴获机枪2挺，这场胜利像火种般点燃了周边县的革命热情。
政治火种：建立东兰县革命委员会，韦拔群任主席。他推行“耕者有其田”政策，在东兰试点土地改革。到1930年初，东兰全县80%的土地重新分配，农民生活改善，苏维埃政权稳固。这为右江根据地提供了样板，吸引了凤山、百色等地的农民前来学习。
文化火种：韦拔群重视宣传，创办《右江日报》东兰版，用壮文和汉文双语报道革命消息。他还组织“赤卫队宣传队”，深入村寨演唱革命山歌，如“拔群领导闹革命，穷人翻身有指望”。这些文化活动使革命思想深入人心，东兰成为“人人皆兵、村村是堡垒”的革命根据地。
通过这些举措，韦拔群将东兰从一个普通山区变成了革命的“火种库”，为百色起义的扩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坚持根据地斗争：艰苦卓绝的岁月
百色起义后，红七军主力于1930年11月奉命北上远征，韦拔群被留下坚持右江根据地斗争。这是他革命生涯中最艰难的阶段。从1930年底到1932年10月，韦拔群率领少数部队和赤卫队，在国民党桂系军阀的反复“围剿”中浴血奋战，坚持了近两年时间。
围剿与反围剿：韦拔群的游击战术
国民党军视右江根据地为眼中钉，从1931年起发动多次大规模围剿。1931年2月，桂系军阀调集3个师兵力进攻东兰、凤山。韦拔群采取“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将部队化整为零，利用东兰的山洞、密林周旋。例如，在1931年4月的“东兰保卫战”中，韦拔群仅率300余人，面对数千敌军，他命令部队在山间设伏，夜间用土炮袭击敌营，造成敌军恐慌，最终迫使敌军撤退。这场战斗中，韦拔群身先士卒，亲自持枪冲锋，鼓舞了士气。
为了应对围剿，韦拔群还创新了“岩洞防御体系”。东兰有许多天然溶洞，他组织群众在洞内储存粮食、弹药，建立秘密医院和兵工厂。例如，列宁岩成为根据地的“地下堡垒”，可容纳上千人。1932年，敌军封锁山口，韦拔群率部在洞内坚持3个月，靠野菜和山泉维生，却始终保持高昂斗志。他常对战士说：“革命如火种，风越大，越要烧得旺。”
群众路线：坚持斗争的生命线
韦拔群深知，根据地斗争离不开群众支持。他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亲自走访村寨，帮助农民解决实际困难。例如，在1931年大旱灾中，他组织部队挖渠引水，救活了东兰数万亩农田。这赢得了民心，许多农民冒着生命危险为部队送粮送情报。一次，敌军悬赏10万大洋捉拿韦拔群，但东兰群众集体隐瞒他的行踪，甚至用假情报引开敌军。
在极端困难时期，韦拔群还注重思想教育，防止部队士气低落。他召开“火线会议”，讲述列宁的故事和中国革命前景，强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2年，部队减员严重，只剩百余人在东兰深山坚持。韦拔群亲自编写《革命歌谣》，如“拔群不怕死，革命定成功”，传唱激励战士。这些举措确保了根据地不垮、火种不灭。
英勇牺牲：火种的永恒传承
1932年10月，由于叛徒出卖，韦拔群在东兰县赏茶洞被敌军包围。他拒绝投降，率部突围时身负重伤，最终壮烈牺牲，年仅38岁。他的牺牲并未熄灭革命火种，反而激励了更多人。次年，右江地区游击斗争继续发展，最终汇入全国革命洪流。韦拔群的头颅被敌人割下示众，但群众秘密保存了他的遗物，至今东兰的韦拔群纪念馆仍陈列着他的革命事迹，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结语：韦拔群精神的当代启示
韦拔群作为广西革命先驱与建设者，在百色起义中点燃东兰火种，并坚持根据地斗争，体现了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无私奉献精神。他的事迹告诉我们，革命成功源于深入群众、因地制宜的智慧，以及面对逆境不屈不挠的意志。今天，我们缅怀韦拔群，不仅是为了铭记历史，更是为了汲取力量，推动新时代的建设。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韦拔群的精神如不灭火种，照亮前行之路。通过学习他的生平，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中国革命的艰辛与伟大，激励自己为国家和人民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