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一位教育先驱的百年传奇
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马相伯（1840-1939）是一位不可忽视的巨人。他以99岁高龄见证了中国从封建王朝到现代国家的剧变，更以创办震旦学院和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前身）的壮举，奠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重要基石。本文将详细探讨马相伯从震旦学院到复旦的光辉历程，剖析他如何在风雨飘摇的时代创办学校，并历经百年沧桑而屹立不倒。通过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仅能感受到一代教育家的爱国情怀与教育理想，还能从中汲取宝贵的精神财富，为当代教育改革提供启示。
马相伯出生于1840年，正值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早年接受传统儒家教育，后接触西方科学与宗教，成为天主教耶稣会士，并在教会学校任教。这段经历让他深刻认识到中国教育的落后与变革的迫切性。19世纪末，清政府腐败无能，列强环伺，民族危机深重。马相伯痛感“国之强弱，视人才之多寡”，于是毅然投身教育事业。他的办学理念深受儒家“经世致用”和西方“科学民主”影响，主张“以科学救国，以教育兴邦”。从震旦学院的初创，到复旦公学的艰难重生，再到学校在抗日战争中的迁徙与复兴，这段历程不仅是学校的发展史，更是中国近代教育的缩影。本文将分阶段详细阐述这一过程，结合历史事实与具体事例，力求全面还原马相伯的教育传奇。
马相伯的早年经历与教育理想的形成
马相伯的教育理想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源于其独特的个人经历和时代背景。要理解他创办震旦学院的动机，首先需回顾其早年生活。
马相伯出生于江苏丹徒（今镇江）一个书香门第。自幼聪颖好学，12岁便考中秀才，显示出过人的才华。然而，清末的科举制度已腐朽不堪，无法满足国家对实用人才的需求。马相伯在青年时代接触到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科学知识，深受启发。1860年代，他加入天主教耶稣会，并在徐家汇公学（今上海徐汇中学前身）任教。这段经历让他亲身感受到中西教育的差异：中国传统教育重经史子集，轻实用技能；而西方教育则强调科学、逻辑与实践。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马相伯在徐家汇公学的教学实践。他发现学生们对西方数学、物理等科目兴趣浓厚，但缺乏系统教材。于是，他亲自编写讲义，将西方科学知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例如，他用通俗语言讲解几何学原理，并举例说明如何应用于水利工程，这在当时极为罕见。通过这些实践，马相伯逐渐形成“中西合璧、学以致用”的教育理念。他常说：“教育之目的，在养成国民之资格，以图国家之富强。”这种理念在19世纪末的维新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强化。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马相伯目睹清廷顽固派的阻挠，更坚定了自己办学的决心。
此外，马相伯的爱国情怀是其教育理想的内核。他亲历了甲午战争的惨败和八国联军的入侵，深感中国教育落后是国弱之源。1900年，他写下《上李鸿章书》，建议改革教育，兴办新式学堂，但未获采纳。这促使他决定自力更生，创办一所独立的学校。马相伯的早年经历，不仅塑造了他的教育观，还为震旦学院的创办奠定了思想基础。他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位教育家的成功，离不开对时代的深刻洞察和对国家的赤诚之心。
震旦学院的创办：从理想到现实的艰难起步
1903年，马相伯以63岁高龄创办震旦学院，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由私人创办的天主教大学，也是复旦大学的前身之一。创办过程充满挑战，体现了马相伯的坚韧与智慧。
创办背景与选址
震旦学院的创办正值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虽名义上支持新学，但实际阻力重重。马相伯选择在上海徐家汇创办学校，这里交通便利、中西文化交汇，且有耶稣会的资源支持。他自任院长，邀请耶稣会士协助，但坚持学校由中国人士主导，以维护教育主权。学院名称“震旦”取自古印度对中国的称呼，寓意“东方觉醒”，体现了马相伯的民族自豪感。
招生与课程设置
震旦学院的招生对象主要是有志青年，学费低廉，甚至免费招收贫困生。首期招生仅20余人，但很快吸引了如于右任、邵力子等后来成为民国名人的学生。课程设置是马相伯教育理念的集中体现：强调“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政治”。具体而言，学院开设国文、英文、数学、物理、化学等科目，还引入西方逻辑学和哲学。马相伯亲自授课，他用生动的比喻讲解复杂概念。例如，在教授英文时，他将语法比作“建筑的框架”，并举例翻译《圣经》片段，帮助学生理解中西语言差异。
一个完整的事例是1904年的一堂物理课。马相伯讲解牛顿定律时，不满足于书本公式，而是用一个简易的钟摆实验演示重力作用。他让学生们亲手操作，并讨论如何将此原理应用于铁路建设。这种实践导向的教学，让学生们眼界大开。据统计，震旦学院在短短几年内培养了数百名学生，许多人成为辛亥革命的骨干。
面临的挑战与坚持
创办之初，马相伯面临资金短缺和政治压力。耶稣会虽提供场地，但要求学校融入宗教教育，马相伯则坚持学术独立。1905年，由于与耶稣会在办学方针上的分歧（如是否强制宗教课程），马相伯毅然决定脱离耶稣会，带领部分师生另起炉灶。这体现了他的原则性：教育应服务于国家，而非宗教。震旦学院虽短暂存在，却为复旦的诞生播下种子。马相伯的创办历程证明，教育变革需要勇气与妥协的艺术。
复旦公学的诞生：从震旦分裂到独立重生
1905年，震旦学院的分裂直接催生了复旦公学。这段历史是马相伯教育生涯的转折点，也是学校百年光辉的开端。
分裂的导火索
1905年，耶稣会试图加强对震旦的控制，要求增设神学课并限制中国教员的自主权。马相伯认为这违背了“教育救国”的初衷，遂与耶稣会决裂。他带领200余名学生离开徐家汇，另觅校址。这一决定风险巨大：资金来源断绝，校舍无着落。但马相伯以坚定的信念说服师生，共同渡过难关。
复旦公学的成立
在两江总督周馥和上海士绅的支持下，马相伯于1905年8月在上海吴淞创办复旦公学。“复旦”二字取自《尚书》“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象征复兴中华、永续光明。学校初期经费主要靠募捐，马相伯亲自奔走于上海商界，募集数千两白银。他制定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强调治学与修身的统一。
课程上，复旦公学继承震旦精华，进一步完善。例如，开设法律、经济等实用专业，聘请中外教师。马相伯注重学生自治，成立学生会，培养民主意识。一个生动的例子是1906年的“复旦风潮”：学生因不满食堂伙食而罢课，马相伯不以权威压制，而是召开全校大会，让学生讨论解决方案，最终改善伙食并增强凝聚力。这体现了他的教育民主思想。
早期发展与影响
复旦公学迅速壮大，1909年迁址上海江湾，学生人数达数百人。马相伯虽年事已高，仍亲任校长，直至1917年。他培养的学生如陈寅恪、竺可桢等，成为学术巨擘。复旦的创办，不仅填补了中国私立大学的空白，还为辛亥革命输送了人才。马相伯的坚持，让复旦从分裂的阵痛中重生，成为“东方的哈佛”。
历经百年风雨：复旦在动荡时代的坚守与复兴
从复旦公学到国立复旦大学，学校历经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和内战，百年风雨中始终屹立。马相伯的精神是其不竭动力。
民国时期的挑战
1912年辛亥革命后，复旦改为私立大学，马相伯退居幕后，但继续指导。1920年代，军阀混战导致经费短缺，学校一度濒临关闭。马相伯以90高龄发起“复旦募捐运动”，亲赴南洋华侨中募款。一个例子是1927年的“复旦护校运动”：国民党政府试图接管学校，师生联合抗议，马相伯撰文呼吁“教育独立”，最终保住了私立性质。
抗日战争中的迁徙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复旦内迁重庆。马相伯虽已97岁，仍心系学校。他写下《告复旦同学书》，鼓励学生“以笔为枪，报效国家”。在重庆，复旦师生在艰苦条件下坚持教学，培养了如杨振宁（后成为诺贝尔奖得主）等人才。学校还组织抗日宣传队，马相伯的爱国精神激励着每一代复旦人。
战后复兴与当代发展
1945年抗战胜利后，复旦回迁上海。1949年后，学校改为国立，继续发展。如今，复旦大学已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涵盖文、理、医等多学科。百年来，复旦培养了无数杰出人才，如李政道、吴敬琏等。马相伯的教育理念——“以科学救国、以教育兴邦”——在当代得到传承：复旦强调创新与人文关怀，正是其光辉历程的延续。
结语：马相伯精神的永恒价值
从震旦学院的创办，到复旦公学的重生，再到百年风雨的洗礼，马相伯以一位教育家的远见与担当，铸就了复旦的光辉历程。他历经清末民初的剧变，却始终坚守教育救国的信念。今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不仅缅怀先贤，更要传承其精神：在新时代，教育仍需“崇尚科学、注重人文”。马相伯的传奇，将永载史册，激励后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