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创造社的历史定位与转折意义
创造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极具影响力的文学团体，成立于1921年，由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在日本东京发起。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创造社以其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在文坛独树一帜。然而，随着1925年五卅运动的爆发和国内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创造社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转型——从早期的浪漫主义转向后期的革命文学。这一转变不仅是文学风格的改变，更是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的思想蜕变，充满了矛盾、挣扎与阵痛。
创造社的转折具有多重意义：首先，它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从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的思想转变；其次，它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从”人的文学”向”革命文学”的演进；最后，它展现了文学与政治、艺术与现实之间复杂关系的缩影。理解创造社的这一转折，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把握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时代特征。
一、创造社的浪漫主义时期（1921-1925）：青春的激情与自我的张扬
1.1 创造社的成立与早期主张
1921年6月，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等人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聚集，正式成立了创造社。这一时期，创造社成员大多是留日学生，他们深受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和日本”私小说”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文学理念。
核心主张：
- “为艺术而艺术”：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和审美价值，反对功利主义的文学观
- 自我表现：主张文学是作家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反对矫揉造作
- 反抗精神：对封建礼教和旧道德进行猛烈抨击
- 天才论：相信文学创作需要天赋和灵感
郭沫若在《创造》季刊创刊号上发表的《创造者》一诗中写道：”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哟！/我崇拜创造的精神，崇拜力，崇拜血，崇拜心脏”，充分体现了早期创造社对创造、激情和生命力的崇拜。
1.2 代表作品与风格特征
郭沫若的诗歌： 郭沫若的《女神》是创造社浪漫主义的巅峰之作。其中《凤凰涅槃》一诗写道：
“凤凰在火中微笑，/唱着死里逃生的歌，/唱着更生的歌，/唱着新鲜、净朗、华美、芬芳的歌。”
这首诗以凤凰自焚重生的神话为隐喻，表达了对旧我的毁灭和新我的诞生的渴望，充满了狂飙突进式的激情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
郁达夫的小说： 郁达夫的《沉沦》是早期创造社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一个留日学生的苦闷、性压抑和民族自卑感，大胆地暴露个人隐私和内心阴暗面，这种”自叙传”式的写法在当时引起巨大轰动。小说结尾写道：”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将个人的沉沦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体现了浪漫主义文学中个人情感与家国情怀的交织。
成仿吾的批评： 成仿吾作为创造社的理论家，其《诗之防御战》等批评文章，猛烈抨击胡适等人的”说理诗”，主张诗歌应纯粹表现情感，反对说教和功利主义。
1.3 浪漫主义的社会背景与文化意义
创造社的浪漫主义并非空中楼阁，它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当时的中国，虽然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但封建势力依然强大，社会黑暗，政治腐败。青年知识分子在”个性解放”的口号下，追求个人自由和恋爱自由，但现实却给了他们沉重打击。创造社的浪漫主义，正是这种理想与现实冲突的产物——他们用文学构建了一个精神避难所，在其中宣泄苦闷、张扬个性、寄托理想。
这一时期的创造社，以其大胆的创新、激烈的反抗和浓烈的情感，为中国现代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培养了一批青年作家和读者。然而，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这种”象牙塔”式的文学追求逐渐显露出其局限性。
二、转折的契机与背景（1925-1927）：时代洪流中的觉醒
2.1 政治形势的剧变
1925年五卅运动的爆发，是创造社转折的直接导火索。这场由上海日本纱厂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事件引发的反帝爱国运动，迅速席卷全国。面对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和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任何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无法继续躲在书斋里吟风弄月。
重要事件时间线：
- 1925年5月30日：五卅惨案发生，上海学生、工人、市民游行示威，遭英租界巡捕开枪镇压，死伤数十人
- 1925年6月：省港大罢工爆发，香港工人罢工支援上海人民斗争
-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破裂
这些重大政治事件，使中国知识分子面临前所未有的选择：要么投身革命，要么被时代淘汰。创造社成员也不例外。
2.2 创造社成员的思想转变
郭沫若的转变： 1926年3月，郭沫若南下广州，任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在实际参与革命工作的过程中，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26年7月，他发表《革命与文学》一文，明确提出：”革命是社会的革命，文学是革命的文学，二者是不可分离的。”这标志着他正式告别”为艺术而艺术”的立场。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郭沫若写下著名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随后参加南昌起义，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文中写道：”蒋介石已经不是国民革命的领袖，而是屠杀民众的刽子手。”这种鲜明的政治立场，与早期浪漫主义时期的郭沫若判若两人。
郁达夫的矛盾： 郁达夫的转变相对复杂和痛苦。他一方面对革命充满同情，另一方面又难以割舍个人主义的情感表达方式。1927年，他在《文学概论》中写道：”文学是时代的反映，是社会的产物。”但同时，他又保持着对个人情感的关注。这种矛盾使他在后期创造社中处于边缘地位，最终因与左翼青年的分歧而退出。
成仿吾的激进： 成仿吾是创造社转向革命文学最坚决的人物。1927年后，他赴日本留学，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1928年回国后，他成为革命文学论争的主要倡导者，主张”全部的批判”和”奥伏赫变”（Aufheben，德语”扬弃”），表现出极左的倾向。
2.3 理论准备与内部讨论
在正式提出革命文学口号之前，创造社内部经历了激烈的理论讨论。1926年，郭沫若在《创造月刊》上发表《革命与文学》，首次提出”革命文学”的概念。他写道：”文学是革命的先驱，革命是文学的后盾。”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创造社转向的宣言。
1927年，成仿吾发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系统地批判了五四文学革命的”不彻底性”，认为它只是”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现在必须转向”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这篇文章与郭沫若的《革命与文学》一起，构成了创造社转向的理论基础。
三、革命文学的倡导与论争（1928-1930）：激进的理论与实践
3.1 “革命文学”口号的正式提出
1928年1月，创造社与太阳社联合发起”革命文学”运动。他们在《文化批判》创刊号上发表《今后的批判》一文，明确提出：”一切的文学，都是宣传。文学是阶级斗争的武器。”
革命文学的核心主张：
- 文学的阶级性：文学是特定阶级利益的反映，不存在超阶级的文学
- 文学的工具性：文学是革命的工具，是”宣传的利器”
- 作家的立场：作家必须获得无产阶级意识，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写作
- 大众化方向：文学必须为工农大众服务，语言要通俗易懂
创造社成员纷纷发表文章，系统阐述革命文学理论。郭沫若在《英雄树》中写道：”当革命的时候，文学家要么做革命的文学，要么做反革命的文学。”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成为当时革命文学论争的显著特征。
3.2 对五四新文学的批判
创造社在倡导革命文学的同时，对五四新文学进行了全面批判，甚至包括他们自己早期的浪漫主义作品。这种”自我批判”的激进姿态，体现了革命文学论争的极端化倾向。
批判对象：
- 胡适等人的”改良主义”：认为他们只讲文学形式改革，不触及社会制度根本
- 鲁迅等人的”人道主义”：认为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虚伪口号，不能解决阶级压迫问题
- 郁达夫等人的”感伤主义”：认为个人感伤是小资产阶级的软弱表现
- 创造社早期的”浪漫主义”：认为浪漫主义脱离现实，逃避斗争
成仿吾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甚至点名批判鲁迅、茅盾、叶圣陶等作家，称他们”已经落伍”，”应该被奥伏赫变”。这种”左倾”宗派主义的做法，引起了文坛的普遍反感。
3.3 与鲁迅的论争
创造社与鲁迅的论争，是革命文学运动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1928年初，创造社成员冯乃超在《文化批判》上发表《艺术与社会生活》，点名批判鲁迅是”时代的落伍者”，”封建余孽”。
鲁迅对这些批判进行了坚决反击。他在《”醉眼”中的朦胧》等文章中，讽刺创造社成员”朦胧”、”急进”，”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鲁迅指出：”革命不是叫人死，而是叫人活的。”他批评创造社的革命文学论”将革命写得血淋淋的，令人害怕”。
这场论争持续了近两年，涉及数十位作家，发表了上百篇文章。虽然论争充满了火药味和意气用事，但也促使双方更深入地思考革命与文学的关系。最终，在党的干预下，论争于1929年底平息，为1930年”左联”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3.4 创造社的解体
由于内部矛盾和外部压力，创造社在1929年实际上已经解体。主要原因包括：
- 成员分歧：郁达夫因不满成仿吾等人的极左做法而退出；郭沫若流亡日本，脱离实际活动
- 经济困难：出版物屡遭查禁，资金短缺
- 政治压力：国民政府对左翼文化活动的镇压加剧
- 理论空泛：革命文学理论脱离中国实际，缺乏创作实绩支撑
1929年秋，创造社被国民政府以”宣传赤化”的罪名查封，正式宣告结束其历史使命。但它的影响并未消失，其成员大多加入了后来的”左联”，继续革命文学的探索。
四、蜕变中的阵痛与反思
4.1 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创造社转向革命文学后，面临着严重的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虽然口号喊得震天响，但真正能体现革命文学精神的作品却寥寥无几。郭沫若转向后写的诗如《恢复》，虽然政治立场鲜明，但艺术上却显得粗糙、概念化，失去了《女神》时期的灵动与激情。
郁达夫虽然理论上接受了革命文学，但创作实践仍延续着《沉沦》式的个人感伤。他的《薄奠》、《春风沉醉的晚上》等作品，虽然也写劳动者，但更多是人道主义的同情，而非阶级意识的觉醒。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反映了从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转变的艰难。
4.2 个人与集体的冲突
创造社成员在转变过程中，普遍经历了个人情感与集体要求的剧烈冲突。浪漫主义的核心是张扬个性、表现自我，而革命文学则要求作家放弃个人独特感受，服从集体意志，写”大我”而非”小我”。
郭沫若在《我的作诗的经过》中坦言：”我作诗的时候，常常感到个人的情感与革命的要求之间的矛盾。”他试图用”集体化”的写作来克服这种矛盾，但结果往往是失去了艺术个性。这种”去个性化”的痛苦，是那一代知识分子普遍的精神阵痛。
4.3 艺术与政治的平衡难题
创造社的转折，本质上是艺术与政治关系的重新定位。从”为艺术而艺术”到”为革命而艺术”，这种180度的大转弯，带来了艺术价值与政治价值之间的紧张关系。
问题表现：
- 概念化倾向：为了政治正确，作品往往先有主题，再找材料，导致人物形象干瘪，情节生硬
- 公式化写作：革命+恋爱的模式泛滥，千篇一律
- 艺术粗糙：过分强调内容的政治性，忽视艺术形式的锤炼
- 批评标准单一化：用政治标准取代艺术标准，导致文学批评的简单化
这些问题在创造社后期的刊物《文化批判》、《思想》月刊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许多作品读起来像是政治口号的图解，缺乏艺术感染力。
4.4 时代阵痛的深层原因
创造社的转变之所以充满阵痛，其深层原因在于：
历史转型期的必然性：20世纪20年代末的中国，正处于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型的关键时期。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敏感神经，必然要经历从启蒙者到革命者的身份转换。这种转换不是简单的思想改变，而是整个知识体系、价值观念、情感方式的重构。
理论准备的不足：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很肤浅，大多通过日本的二手资料接触马克思主义，缺乏系统的理论素养。这导致他们在倡导革命文学时，往往教条主义、生搬硬套，甚至将马克思主义简单化为”阶级斗争+文学”的公式。
创作主体的矛盾：创造社成员大多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感情、审美趣味与无产阶级的要求存在天然距离。要真正获得”无产阶级意识”，必须经历痛苦的自我改造。这种改造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反复、充满矛盾的过程。
五、历史评价与当代启示
5.1 创造社转折的历史价值
尽管创造社的革命文学实践存在诸多问题，但其历史价值不容忽视：
推动了文学与现实的结合：创造社的转向，促使中国现代文学从个人情感的抒发转向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从”小我”走向”大我”，拓展了文学的表现领域和社会功能。
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通过创造社的论争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理论，开始在中国文艺界传播，为后来的左翼文学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培养了革命文艺骨干：创造社成员如郭沫若、成仿吾、冯乃超等，后来都成为左翼文艺运动的中坚力量，在革命文艺的组织、理论、创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5.2 局限与教训
创造社的转折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简单化、公式化，忽视文学的审美特性和创作规律，导致作品艺术质量下降。
组织上的宗派主义：以”唯我独革”的姿态排斥异己，甚至攻击鲁迅等新文学前辈，造成文坛内耗，不利于文艺界的团结。
创作上的概念化：过分强调政治功利性，忽视艺术典型化，导致作品缺乏生命力。
5.3 对当代的启示
创造社的转折虽然发生在近一个世纪前，但对今天的文学创作仍有启示意义：
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文学不能脱离时代，但也不能简单地成为时代的传声筒。如何在关注现实的同时保持艺术的独立性和审美价值，是永恒的课题。
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在强调集体主义的同时，如何尊重创作个性，保护艺术的多样性，是文艺政策需要平衡的问题。
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文学有社会功能，但不能仅是政治的工具。如何在发挥社会作用的同时保持艺术规律，需要智慧和平衡。
结语：未完成的蜕变
创造社从浪漫主义到革命文学的转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次深刻的蜕变。这场蜕变充满了激情、矛盾、痛苦和探索，它既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也反映了知识分子在时代巨变中的精神轨迹。
今天回望这段历史，我们既要看到创造社成员顺应时代潮流、追求真理的积极一面，也要反思其理论与实践中的局限和教训。创造社的”阵痛”，实际上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在寻找自身道路过程中必须经历的阵痛。这种阵痛虽然痛苦，却是成长的代价，是探索的必然。
创造社的历史告诉我们：文学的发展需要与时俱进，但不能失去艺术本性；知识分子需要关注现实，但不能放弃独立思考；创新需要勇气，但不能脱离传统和规律。这些启示，对于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创造社的蜕变虽然已经完成，但它提出的问题——文学如何回应时代、个人如何融入集体、艺术如何保持独立——至今仍在叩问着每一位写作者和思考者。这或许就是创造社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