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表现主义戏剧与荒诞手法的交汇
表现主义戏剧作为一种20世纪初兴起的戏剧流派，强调通过扭曲现实、夸张情感和象征性手法来表达人物的内在心理状态，而非忠实再现外部世界。这种流派源于德国，并迅速影响了全球戏剧创作。在这一背景下，瑞典剧作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 1849–1912）和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 1888–1953）被视为先驱人物。他们巧妙地运用荒诞手法——一种通过非理性、梦境般的结构和离奇事件来颠覆传统叙事逻辑的技巧——来揭示现代人内心的孤独与挣扎。这些手法不仅挑战了现实主义戏剧的界限，还深刻反映了工业化、城市化和心理分析兴起后人类精神世界的异化。
斯特林堡的作品，如《梦的戏剧》（A Dream Play, 1901），开创了表现主义的先河，他将梦境与现实交织，创造出一种荒诞的、碎片化的叙事，来象征人物内心的混乱与疏离。奥尼尔则在斯特林堡的影响下，进一步发展了这一传统，其代表作《毛猿》（The Hairy Ape, 1922）和《琼斯皇帝》（The Emperor Jones, 1920）通过象征主义和心理幻觉，描绘了现代人在社会压迫下的精神崩溃。本文将详细探讨斯特林堡和奥尼尔如何通过荒诞手法——如非线性情节、象征性意象和心理投射——来剖析现代人的孤独与挣扎。我们将逐层分析他们的生平背景、关键作品、具体手法及其对现代戏剧的影响，每部分均以主题句开头，并辅以支持细节和完整例子说明。
斯特林堡：表现主义的奠基者与荒诞梦境的探索
斯特林堡作为表现主义戏剧的先驱，其创作深受个人生活动荡、科学进步（如达尔文进化论）和哲学思潮（如尼采的超人理论）的影响。他出生于瑞典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早年经历贫困、家庭冲突和精神危机，这些经历使他将戏剧视为探索人类心理深渊的工具。斯特林堡的荒诞手法主要体现在他后期的“梦幻剧”中，这些作品摒弃了线性情节，转而使用象征性和非理性元素来模拟梦境，从而揭示现代人内心的孤独——一种源于社会异化和自我分裂的痛苦挣扎。
在斯特林堡的代表作《梦的戏剧》中，荒诞手法被发挥到极致。该剧讲述了一个印度神祇的女儿下凡人间，目睹人类生活的荒谬与痛苦。情节非线性发展，时间与空间随意跳跃，人物身份模糊不清，这正是表现主义的核心特征：通过扭曲现实来镜像人物的内在世界。例如，女主角维奥莱塔（Viola）在剧中反复经历身份转换，从一个纯洁的少女变成一个被社会腐蚀的女人，这种荒诞的变形象征了现代女性在父权社会中的孤独与挣扎。斯特林堡在剧本序言中写道：“时间与空间是幻觉”，这直接挑战了传统戏剧的逻辑，迫使观众直面人物内心的碎片化状态。
具体而言，斯特林堡的荒诞手法通过以下方式揭示孤独与挣扎：
象征性意象的运用：剧中反复出现的“监狱”意象，代表了现代人被困在社会规范和心理牢笼中的状态。维奥莱塔的父亲被描绘成一个建造监狱的建筑师，这象征了父权制度如何制造精神枷锁，导致个体的孤立。例如，在一个场景中，维奥莱塔试图逃离监狱般的家庭，却发现自己反复回到原点，这种循环荒诞结构生动地表现了挣扎的无尽性——现代人试图摆脱孤独，却往往陷入更深的疏离。
心理投射与幻觉：斯特林堡将人物的内在冲突外化为荒诞的幻觉场景。剧中，维奥莱塔看到自己的爱人变成一个怪物，这反映了她对爱情的幻灭和对自我价值的怀疑。这种手法源于斯特林堡对弗洛伊德早期理论的兴趣（尽管弗洛伊德的著作稍晚），它揭示了现代人内心的分裂：理性与非理性的冲突导致的孤独感。例如，在一个经典的荒诞片段中，维奥莱塔与一个“诗人”对话，后者突然变成一个法官，审判她的罪行。这不仅仅是情节的突变，更是象征了现代社会中个体面对道德压力时的心理挣扎，观众通过这种非理性场景感受到人物的内在痛苦。
斯特林堡的这些手法并非随意，而是基于他对现代生活的深刻观察。工业化时代，人们从乡村迁往城市，家庭结构瓦解，导致普遍的孤独感。他的荒诞戏剧通过梦境般的混乱，放大这种孤独，让观众在荒谬中看到真实的自我挣扎。斯特林堡的影响深远，他不仅定义了表现主义，还为后来的剧作家如奥尼尔铺平了道路。
奥尼尔：美国表现主义的继承者与社会荒诞的深化
尤金·奥尼尔作为美国现代戏剧之父，深受斯特林堡影响，他曾公开承认斯特林堡是“我最敬佩的剧作家”。奥尼尔的作品将表现主义与美国本土文化相结合，聚焦于工业化社会中底层人物的困境。他的荒诞手法更注重社会批判，通过象征主义和心理幻觉来揭示现代人——尤其是移民、工人和边缘群体——的孤独与挣扎。这种孤独源于经济不平等、种族歧视和身份危机，而挣扎则表现为对自我认同的徒劳追求。
奥尼尔的《毛猿》是表现主义荒诞手法的典范。该剧讲述了一个爱尔兰裔锅炉工杨克（Yank）的故事，他自视为现代工业的“脊梁”，却在被上流社会拒绝后，陷入精神崩溃，最终死于动物园的猩猩笼中。情节虽线性，但通过大量幻觉和象征场景扭曲现实，突出杨克内心的孤独。例如，杨克在剧中的独白和对话常常脱离现实，进入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这直接借鉴了斯特林堡的梦幻剧结构。
奥尼尔的荒诞手法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揭示现代人的孤独与挣扎：
非理性对话与内心独白：剧中人物的对话往往支离破碎、重复或自相矛盾，模拟心理混乱。杨克反复宣称“I am the Ape Man”（我是猿人），这不仅是自嘲，更是象征了工业化如何将人类异化为野兽，导致深刻的孤独。在一个关键场景中，杨克与一群富人乘客发生冲突，他们的对话充满阶级偏见，而杨克的回应则演变为狂乱的咆哮。这种荒诞的言语冲突揭示了挣扎的本质：杨克试图证明自己的价值，却发现自己被社会彻底孤立。例如，当杨克说：“他们把我扔进这里，像扔垃圾一样”时，这句非理性的控诉反映了无数现代工人的共同命运——在机器时代，个体的声音被淹没，导致内心的空虚与绝望。
象征性环境与幻觉场景：奥尼尔将舞台设计成荒诞的象征空间，如《毛猿》中的锅炉舱代表地狱般的工业牢笼，而动物园则象征人类退化为原始状态。杨克在剧末与猩猩“对话”的场景尤为荒诞：他试图与猩猩握手，却被撕碎致死。这不仅仅是情节的高潮，更是心理投射的极致——猩猩成为杨克内心孤独的镜像，他挣扎着寻找归属，却只能在动物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这种手法深刻揭示了现代人的困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被剥夺人性，陷入无法逃脱的孤独循环。奥尼尔通过这种荒诞结局，批判了美国梦的幻灭，强调了挣扎的徒劳性。
奥尼尔的另一部作品《琼斯皇帝》进一步深化了这一主题。该剧讲述了一个黑人逃犯琼斯如何在丛林中建立自己的“帝国”，最终被猎杀的故事。荒诞手法体现在琼斯的心理幻觉中：他反复看到奴隶制的幽灵和祖先的鬼魂，这些非理性场景象征了种族创伤的延续。琼斯在逃跑过程中喃喃自语：“The little formless fears”（那些小小的无形恐惧），这句独白捕捉了现代人——尤其是被边缘化的群体——面对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孤独。奥尼尔通过这些手法，将个人挣扎放大为集体悲剧，揭示了现代社会如何通过种族和阶级压迫制造精神牢笼。
奥尼尔的作品不仅继承了斯特林堡的表现主义，还融入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使荒诞手法更具心理深度。他的戏剧在美国大萧条时期上演，直接回应了时代的精神危机，帮助观众反思自身的孤独与挣扎。
荒诞手法的比较与共同主题：孤独与挣扎的镜像
斯特林堡和奥尼尔虽身处不同文化和时代，但他们的荒诞手法共享一个核心目标：通过非理性结构来镜像现代人内心的混乱。斯特林堡更侧重于个人心理的梦幻探索，而奥尼尔则强调社会力量对个体的碾压。这种差异反映了现代性的双重面貌——内在的精神危机与外在的经济压迫。
共同点在于，他们都将荒诞作为揭示孤独的工具。孤独在他们的作品中不是简单的孤立，而是现代人身份崩塌的产物：斯特林堡的维奥莱塔因家庭与社会规范而迷失，奥尼尔的杨克因阶级壁垒而异化。挣扎则通过循环或崩溃的结构表现出来——斯特林堡的梦境循环象征无尽的内在冲突，奥尼尔的幻觉崩溃则预示社会的必然崩解。
例如，比较两部作品：在《梦的戏剧》中，维奥莱塔的变形荒诞揭示了女性在现代婚姻中的孤独挣扎；在《毛猿》中，杨克的退化荒诞则揭示了工人在工业社会中的孤独挣扎。两者都使用象征（如监狱与牢笼）来强化主题，但奥尼尔的版本更具政治性，直接指向资本主义的荒谬。这种比较突显了荒诞手法的普适性：它不限于个人，而是扩展到整个现代文明的批判。
结论：斯特林堡与奥尼尔的遗产与现代启示
斯特林堡和奥尼尔通过荒诞手法，将表现主义戏剧转化为一面镜子，映照出现代人内心的孤独与挣扎。他们的作品提醒我们，在一个快速变迁的世界中，理性叙事往往无法捕捉人类精神的碎片化现实。斯特林堡的梦幻荒诞开启了这一传统，奥尼尔的社会荒诞则将其推向高潮，共同奠定了20世纪现代主义戏剧的基础。
这些先驱的影响延续至今，启发了贝克特、尤内斯库等荒诞派剧作家。他们的手法不仅揭示了问题，还提供了一种 catharsis（情感净化）：观众在荒谬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从而反思并面对孤独。对于当代读者，重温斯特林堡和奥尼尔的作品，能帮助我们理解现代生活的心理代价，并寻求更深层的自我救赎。通过这些荒诞的戏剧，我们得以窥见人类永恒的挣扎——在孤独中寻找连接，在荒诞中寻求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