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90年代上海的石库门记忆
90年代的上海，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但石库门里弄仍是许多上海市民的家园。四明村，作为上海石库门建筑的典型代表，位于静安区延安中路与巨鹿路交汇处，建于1920年代，由四明银行出资兴建，故名“四明村”。这个弄堂占地约1.2万平方米，拥有200多幢石库门房屋，是上海保存较为完整的近代里弄之一。
在90年代，四明村的生活充满了“烟火气”——邻里间的闲聊、厨房的油烟味、孩子们的嬉闹声，以及弄堂里飘散的饭菜香。这段时期，上海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许多家庭仍依赖单位分配的住房，石库门成为城市底层和中产阶层的栖身之所。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四明村也经历了从纯居民区向文化名人街的变迁。今天，我们通过历史资料、居民口述和实地考察，来实录这段生活，探讨其变迁轨迹。
本文将分三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回顾90年代四明村的日常生活；第二部分分析弄堂的“烟火气”与社会互动；第三部分探讨向文化名人街的转型及其影响。每个部分都将结合具体例子，力求详尽还原历史场景。
第一部分：90年代四明村的石库门日常生活
石库门建筑的结构与居住环境
石库门是上海独有的近代民居形式，融合了中西建筑元素。四明村的石库门多为“新式石库门”，比早期版本更注重采光和通风。典型的一幢石库门房屋占地约50-60平方米，分为前楼、后楼、亭子间和天井。前楼是主卧或客厅，后楼常作厨房或次卧，亭子间（位于楼梯上方）狭小潮湿，多为佣人房或储物间，天井则是露天小院，用于晾晒衣物和堆放杂物。
在90年代，四明村的居住条件较为拥挤。一个50平方米的房屋往往住着三代人：祖父母、父母和孩子。举例来说，居民王阿姨（化名，1950年生人）回忆道：“我们家五口人挤在前楼和后楼，亭子间堆满旧物。每天早上，大家排队用公共水龙头洗漱，水费按户分摊。”根据1992年上海市住房调查数据，石库门人均居住面积不足4平方米，远低于当时城市平均水平。这种拥挤导致隐私缺失，但也培养了邻里互助的习惯。
水电供应是日常痛点。90年代初，四明村仍使用公用自来水龙头和倒粪站（公共厕所）。居民需提着水桶排队取水，夏天高峰期甚至要等半小时。电力供应不稳，常有跳闸现象。居民李大爷（化名）说：“晚上看电视，邻居一开电饭煲，灯就闪了。大家互相提醒，谁家有备用灯泡就借给谁。”这些细节体现了石库门生活的原始与真实。
日常作息与家务琐事
90年代四明村的居民多为工人、职员或退休老人，作息规律而忙碌。早晨5-6点，弄堂里就响起“倒马桶”的声音——居民将夜壶倒进倒粪站，由环卫工人运走。这虽是“烟火气”的开端，却也卫生堪忧。随后是早餐准备：许多家庭用煤球炉煮粥或煎饼。煤球炉是90年代石库门的标配，每户每月需购买20-30个煤球，价格约0.5元/个。居民张阿姨回忆：“生炉子是门技术活，先用报纸引火，再加煤球。烟雾缭绕，整个弄堂都闻得到。”
中午，孩子们放学回家，母亲们在天井或公用厨房做饭。四明村虽有独立厨房，但许多家庭仍用天井搭灶台。常见菜式是家常菜如红烧肉、青菜豆腐汤，食材多从附近菜场（如巨鹿路菜场）购买。下午，老人们在弄堂口下棋聊天，妇女们则聚在一起织毛衣或缝补衣物。晚上7点，是“黄金时间”：家家户户打开黑白或彩色电视机（14寸为主），收看《新闻联播》或电视剧《渴望》。邻居间常互相借光——谁家电视信号好，就围坐一起看。
周末，居民会去南京路或外滩逛逛，但更多时间花在弄堂内。举例：1995年春节，四明村居民自发组织“弄堂春晚”，大家在天井搭台，表演沪剧或说笑话。这种自娱自乐的活动，体现了石库门生活的社区凝聚力。
第二部分：弄堂烟火气——邻里互动与社会生态
“烟火气”的本质：从日常琐事到人情味
“烟火气”一词，源于石库门生活的烟火缭绕和人情温暖。在90年代四明村，这股气息渗透在每个角落。它不仅是油烟味，更是邻里间的互助与纠纷。弄堂里，居民常说“远亲不如近邻”，因为石库门的设计（共享天井、楼梯）迫使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
邻里互动的典型场景是“串门”。每天下午，妇女们端着饭碗，互相串门聊天。话题从菜价涨跌到子女婚事，无所不包。举例：居民陈伯伯（化名）家常有邻居来借酱油或盐。“有一次，我家煤气灶坏了，邻居王师傅（退休电工）二话不说，带工具来修，还教我怎么保养。”这种互助源于经济拮据——90年代初，上海人均月收入仅300-500元，大家互相“搭把手”省钱。
弄堂也是信息中心。谁家孩子考上大学、谁家老人病了，全弄堂都知道。1993年，四明村一户居民家失火，邻居们自发用水桶灭火，并捐款重建。这事件被记录在《静安区志》中，体现了“烟火气”的温暖面。但也有负面：邻里纠纷常见，如争抢公用龙头或噪音问题。调解往往由居委会大妈出面，大家围坐天井“评理”。
社会生态：阶层与文化交融
四明村居民构成多样：有原住民（老上海人）、外来务工者和知识分子。90年代，随着外来人口涌入，弄堂更显热闹。举例：一户安徽籍家庭租住亭子间，靠卖小菜为生。他们带来北方饺子，与本地沪菜交融，形成“弄堂美食节”。文化上，沪语是主流，但普通话渐起，孩子们在学校学英语，回家教父母。
然而，烟火气也面临挑战。卫生问题是痛点：公用厕所异味难闻，夏天蚊虫滋生。1994年，上海推行“厕所革命”，四明村部分改造，但居民仍抱怨“改造慢”。经济转型也影响生活：下岗潮来临，许多工人失业，弄堂里多了“闲人”，聊天话题转向“找工作”。居民刘阿姨说：“那时，大家互相介绍活儿，我去菜场摆摊，邻居帮衬生意。”
总之，90年代四明村的烟火气，是上海底层生活的缩影。它真实、接地气，却也充满韧性，帮助居民度过转型期的阵痛。
第三部分：从弄堂烟火气到文化名人街的变迁
变迁的起点：城市化与保护意识
90年代末，上海启动大规模旧区改造，四明村的命运开始转折。1996年，上海市政府出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将四明村列为“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单位。这标志着从“拆除重建”向“修缮保护”转变。居民回忆，1997-1998年间，弄堂里出现测量队和设计师，讨论如何保留石库门外墙，同时改善内部设施。
变迁的推动力是城市形象提升。上海申办2010世博会，需要展示“中西合璧”的文化景观。四明村因其独特建筑和名人历史（如鲁迅、茅盾曾在此居住），被定位为“文化街区”。举例：1999年，静安区政府投资5000万元，启动四明村保护性改造。工程包括：修复石库门砖墙、安装下水道、拆除违章搭建。居民王阿姨家从5口人挤一屋，变为2户分住，人均面积增至8平方米。
向文化名人街的转型
改造后，四明村从纯居民区转向“文化名人街”。2000年代初，部分房屋被辟为文化场所：如“四明村文化展示馆”，展示石库门历史；艺术家工作室入驻，吸引画家、作家前来。举例：2001年，著名画家陈逸飞的工作室落户四明村，他将旧亭子间改造成画室，创作出融合石库门元素的油画。这吸引了游客，弄堂口开设咖啡馆和书店，烟火气渐变为文化气息。
居民生活也随之变化。原住民部分迁出，获安置房（如浦东新区），留下的多为老人和文化从业者。邻里互动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活动：如“石库门文化节”，邀请名人讲座。2005年，四明村被评为“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游客量激增。居民李大爷感慨：“以前是自家烟火，现在是游客的‘烟火’。好处是环境干净了，坏处是安静没了。”
变迁的影响双面。一方面，保护了文化遗产，四明村成为上海“城市名片”，房价从90年代的几万元飙升至如今的千万级。另一方面，社会生态改变：原居民流失，社区感减弱。2010年后，政府推出“微更新”模式，保留部分烟火气，如保留公用天井，但增设文化墙。
今日四明村：历史与现代的交融
如今，四明村是上海的文化地标。走进弄堂，石库门外墙依旧，但内部现代化：WiFi覆盖、空调普及。游客可参观“鲁迅故居”（位于附近），或在咖啡馆品读海派文化。变迁证明，石库门从“烟火气”到“文化街”，是上海城市精神的延续——既保留根脉，又拥抱未来。
结语：石库门的永恒魅力
90年代四明村的生活实录，让我们看到上海从烟火人间到文化殿堂的华丽转身。它提醒我们，城市变迁中，别忘人文温度。无论时代如何，石库门的砖瓦间，总有故事在流传。如果你有机会走访四明村，不妨驻足聆听那久远的弄堂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