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纳卡冲突的历史背景与当代意义
1988年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简称纳卡）冲突是苏联解体前夕爆发的最激烈民族与领土争端之一，它不仅点燃了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两国间的长期敌对，还深刻影响了高加索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这场冲突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前的民族、宗教和领土纠葛，在1988年达到高潮，导致数千人死亡、数十万人流离失所，并演变为持续至今的悬而未决问题。理解这一冲突的根源，有助于我们洞见民族主义、帝国遗产和国际法在现代冲突中的作用。本文将从历史、民族、宗教、领土和政治等多维度剖析根源，并结合具体例子进行详细说明。
历史根源：沙俄与苏联时期的帝国遗产
纳卡冲突的根源首先源于沙俄帝国和苏联时期的行政划分与民族政策。这些政策往往忽略了当地民族的实际情况，导致长期不满。
在19世纪初，沙俄通过征服高加索地区，将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当时多为突厥语系的穆斯林部落）置于同一统治之下。亚美尼亚人作为古老的印欧语系民族，主要信仰基督教，而阿塞拜疆人则多为什叶派穆斯林。这种宗教和文化差异在沙俄统治下被放大，因为沙俄推行“分而治之”的策略，利用民族矛盾来巩固统治。例如，在19世纪中叶的高加索战争中，沙俄军队镇压了穆斯林起义，同时鼓励亚美尼亚人迁入该地区作为忠诚的基督徒缓冲力量。这导致纳卡地区（位于阿塞拜疆西南部，面积约4400平方公里）的亚美尼亚人口比例逐渐上升。
苏联时期（1920-1991年）进一步加剧了问题。1921年，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政府将纳卡地区划归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作为阿塞拜疆的一个自治州（Nagorno-Karabakh Autonomous Oblast）。这一决定的动机是多方面的：首先，苏联需要平衡高加索地区的民族势力，避免亚美尼亚人过于强大；其次，土耳其作为新兴的穆斯林国家，与阿塞拜疆有潜在联盟可能，苏联希望通过控制纳卡来牵制土耳其影响。结果，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人（占人口约75-80%）被置于阿塞拜疆的行政管辖之下，这在文化、教育和经济上引发了持续摩擦。
具体例子：在1920年代，亚美尼亚人多次向莫斯科请愿，要求将纳卡并入亚美尼亚，但均被驳回。1930年代，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进一步压制了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许多亚美尼亚知识分子因“民族主义”指控被处决或流放。这制造了深刻的怨恨，亚美尼亚人视纳卡为“被窃取的领土”，而阿塞拜疆人则认为这是苏联合法的行政划分。到1980年代，纳卡的亚美尼亚人开始通过地下渠道向莫斯科写信，抱怨阿塞拜疆的文化同化政策，如强制使用阿塞拜疆语教学，这直接点燃了1988年的抗议浪潮。
民族矛盾：身份认同与人口变化的冲突
民族矛盾是纳卡冲突的核心驱动力，涉及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对身份认同的争夺，以及人口动态的变化。这种矛盾不仅是文化层面的，还渗透到日常生活、教育和经济机会中。
亚美尼亚人作为基督教少数派，在穆斯林占主导的阿塞拜疆境内感到边缘化。他们保留了独特的语言（亚美尼亚语，使用自己的字母）和宗教习俗，而阿塞拜疆人则使用阿塞拜疆语（突厥语系）并遵循伊斯兰教。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人担心文化灭绝，因为阿塞拜疆政府在苏联后期推行“阿塞拜疆化”政策，例如关闭亚美尼亚语学校、限制亚美尼亚历史出版物，以及鼓励阿塞拜疆人迁入该地区以改变人口结构。
另一方面，阿塞拜疆人视纳卡为不可分割的领土，强调其历史上的穆斯林遗产。他们认为亚美尼亚人的分离主义是外部势力（如亚美尼亚和西方）操纵的结果，忽略了纳卡作为阿塞拜疆一部分的“事实”。这种民族叙事在1988年激化：亚美尼亚人发起大规模集会，要求纳卡并入亚美尼亚，而阿塞拜疆人则以暴力回应，指责亚美尼亚人“分裂国家”。
具体例子：1988年2月，纳卡的亚美尼亚人议会通过决议，请求苏联中央政府将纳卡转交给亚美尼亚管辖。这引发了连锁反应：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数十万人上街游行，口号是“我们的土地，我们的权利”。作为回应，阿塞拜疆城市苏姆盖特（Sumgait）爆发了针对亚美尼亚人的骚乱，持续三天，导致至少32名亚美尼亚人死亡，更多人受伤或被强奸。这场骚乱不仅是民族仇恨的爆发，还反映了人口压力——苏姆盖特是阿塞拜疆工业中心，亚美尼亚移民工人众多，当地阿塞拜疆人视其为“入侵者”。类似事件在1990年巴库的反亚美尼亚暴乱中重演，造成数百人死亡，进一步加深了民族隔阂。
宗教因素：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深层对立
宗教是民族矛盾的放大器，亚美尼亚的基督教传统与阿塞拜疆的伊斯兰教（尤其是什叶派）形成了历史性的对立。这种对立源于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和奥斯曼-波斯战争，在现代冲突中被重新激活。
亚美尼亚是世界上第一个将基督教定为国教的国家（公元301年），其教会（亚美尼亚使徒教会）在纳卡地区有深厚根基，许多教堂和修道院可追溯到中世纪。相比之下，阿塞拜疆的穆斯林身份在19世纪俄罗斯征服前与波斯和奥斯曼帝国紧密相连。苏联的无神论政策一度压制了宗教表达，但1980年代的“公开性”政策允许宗教复兴，这反而加剧了冲突。亚美尼亚人将纳卡视为“基督教圣地”，而阿塞拜疆人则强调伊斯兰建筑和墓地作为历史证据。
具体例子：在1992年的战争中，阿塞拜疆军队占领了纳卡的亚美尼亚人村庄后，据报告摧毁了多座古老的亚美尼亚教堂，如Dadivank修道院。这被亚美尼亚人视为“文化清洗”，类似于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灭绝（1915年大屠杀）。反过来，亚美尼亚军队在占领阿塞拜疆飞地时，也被指控破坏清真寺。这种宗教符号的破坏不仅是战术行为，还强化了双方的“圣战”叙事，帮助动员国内支持。国际观察员（如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后来指出，宗教因素使冲突更难通过外交解决，因为它触及了身份的核心。
领土争端：纳卡地区的战略与情感价值
领土争端直接聚焦于纳卡地区的归属，该地区不仅是战略要地，还承载着双方的情感和经济价值。纳卡位于高加索山脉，控制着通往黑海和里海的通道，富含矿产和农业资源。
亚美尼亚人声称纳卡是其历史家园，考古证据显示早在公元前就有亚美尼亚人定居。他们引用联合国宪章中的“自决权”，要求公投决定归属。阿塞拜疆则强调苏联解体时的领土完整原则，认为纳卡是其主权领土的一部分，任何分离都是非法分裂主义。
1988年的事件标志着争端从政治请愿转向武装冲突。苏联解体后，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1991-1994年），亚美尼亚占领了纳卡及周边七个阿塞拜疆区，导致约100万阿塞拜疆人流离失所。停火协议（1994年）虽结束了大规模战斗，但纳卡的最终地位仍未解决。
具体例子：1993年，亚美尼亚军队占领了阿塞拜疆的卡尔巴贾尔区（Kalbajar），作为“缓冲区”。这不仅是为了军事安全，还因为该区连接纳卡与亚美尼亚本土。阿塞拜疆视此为侵略，发动反攻，并在2020年战争中收复部分领土。这场战争造成约6500人死亡，凸显了领土的零和性质：一方的胜利即另一方的损失。国际调解（如明斯克小组）多次尝试通过土地交换解决，但双方均拒绝，因为纳卡对亚美尼亚是“生存问题”，对阿塞拜疆是“国家尊严”。
政治与外部因素：苏联解体与大国博弈
最后，政治因素和外部干预放大了根源矛盾。苏联解体创造了权力真空，民族主义政党崛起，而大国（如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则通过支持一方来追求自身利益。
1988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削弱了中央控制，允许地方民族主义抬头。亚美尼亚的“卡拉巴赫委员会”成为推动分离的先锋，而阿塞拜疆的共产党领导层则以镇压回应，导致暴力循环。外部因素中，俄罗斯长期支持亚美尼亚（提供武器和维和部队），以维持在高加索的影响力；土耳其则支持阿塞拜疆，强调突厥-穆斯林团结；伊朗保持中立，但担心阿塞拜疆的什叶派复兴会威胁其边境稳定。
具体例子：在1990年代，俄罗斯向亚美尼亚提供了大量武器，包括S-300防空系统，帮助其在战争中获胜。这反映了俄罗斯的战略计算：控制高加索管道，阻挡西方能源路线。同时，土耳其的军事援助（如无人机技术）在2020年战争中帮助阿塞拜疆逆转局势。外部干预使冲突国际化，但也阻碍了和平：例如，2020年停火后，俄罗斯部署维和部队控制纳卡走廊，进一步复杂化了领土问题。
结论：根源的复杂性与和平前景
纳卡冲突的根源是多层交织的：历史帝国划分制造了行政不公，民族和宗教对立强化了身份冲突，领土争端提供了具体战场，而政治与外部因素则火上浇油。1988年的爆发并非孤立，而是这些长期积累的爆发点。要实现和平，需要承认自决权与领土完整的平衡，通过国际调解促进对话。然而，鉴于根深蒂固的怨恨，解决之路漫长。国际社会应推动经济合作和教育交流，以淡化民族仇恨，最终实现高加索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