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1968年地区区划调整的历史背景
1968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而关键的年份。在这一年，中国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地区区划调整，许多地区被合并或撤销，导致地区数量显著减少。这次调整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深深植根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之中。它标志着从“大跃进”后期向“文化大革命”前夜的过渡期，国家领导层试图通过行政改革来应对经济困难、资源短缺和政治不稳定带来的挑战。
从历史角度看，1968年的区划调整主要集中在省级以下行政单位，特别是专区（地区）一级。专区作为介于省和县之间的行政层级，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广泛存在，用于协调区域内的经济和行政事务。然而，到1968年，全国专区数量从高峰期的近200个减少到约150个左右，减少了约25%。这一变化并非简单的数字游戏，而是反映了更深层的国家战略调整。
本文将深入探讨1968年地区区划减少的深层原因，包括政治驱动、经济压力和行政效率考量。同时，我们将分析这一调整带来的现实挑战，如地方治理的混乱、经济发展的滞后和社会稳定的隐患。通过详细的历史分析和具体案例，我们将揭示这一事件如何影响了中国后续的行政改革和区域发展。
深层原因一：政治驱动下的行政精简
1968年地区区划减少的首要深层原因是政治层面的驱动。毛泽东时代后期，中国政治高度集中化，行政体系被视为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和“阶级斗争”的工具。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全国上下陷入政治动荡，地方派系斗争激烈，行政效率低下。中央领导层认识到，过多的行政层级会分散政治控制力，容易滋生“官僚主义”和“地方主义”，从而削弱党的统一领导。
具体而言，1968年的调整是“精兵简政”政策的延续。这一政策源于延安时期的“精兵简政”经验，旨在减少行政开支、提高决策效率。在1968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专区、自治州、市辖区调整的通知》，明确要求各地“合并相近专区，撤销多余机构”。政治动机在于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避免地方行政单位成为“独立王国”。例如，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专区被指责为“走资派”的据点，通过合并专区，中央可以更直接地干预地方事务，确保“无产阶级专政”的落实。
一个典型例子是河南省的专区调整。1968年，河南省将原有的8个专区合并为5个，撤销了开封专区和商丘专区的部分单位。这一调整直接服务于当时的政治斗争：开封专区在文革初期是派系冲突的热点，合并后，中央通过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直接管理，避免了地方权力的进一步碎片化。从政治角度看，这种区划减少强化了“一元化领导”，但也埋下了地方干部安置的隐患，许多原专区干部被下放或调离，导致地方行政经验的流失。
此外，国际政治环境也间接推动了这一调整。19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中国面临外部压力，需要内部行政体系更高效地动员资源。地区区划减少被视为“备战备荒”的一部分，通过精简行政，集中资源用于国防和农业生产。这体现了政治决策如何深刻影响行政架构。
深层原因二：经济压力与资源优化配置
经济因素是1968年地区区划减少的另一个核心深层原因。196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后的恢复期，但整体仍面临资源短缺、生产力低下和城乡差距扩大的问题。大跃进（1958-1960）的失败导致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中央政府迫切需要通过行政改革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率。
专区作为区域经济协调单位，在50年代曾发挥积极作用，但到60年代末，其功能已显臃肿。许多专区管辖范围过大，资源分配不均，导致“重复建设”和“地方保护主义”。例如，一个专区可能同时管理多个县的农业和工业，但缺乏统一规划，造成资源浪费。1968年的调整旨在通过合并专区，形成更大的经济单元，便于省级统筹规划，实现“全国一盘棋”的经济战略。
具体经济动因包括：一是减少行政开支。专区一级的行政人员和机构众多，每年耗费大量财政资金。在经济困难时期，精简区划可以节省开支，用于农业和基础工业投资。二是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合并专区后，可以打破县际壁垒，推动跨县的水利工程和交通建设。例如，在长江流域，专区合并有助于协调防洪和灌溉项目，提高农业产量。
一个详实的经济案例是四川省的专区调整。1968年，四川省将原有的12个专区合并为9个，撤销了万县专区和涪陵专区的部分单位。这一调整的经济背景是四川作为农业大省，在文革初期面临粮食短缺问题。合并后，省级政府能够更有效地调配劳动力和物资，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结果，四川的粮食产量在1969-1970年间有所回升，但短期内也导致了地方经济规划的混乱，因为新专区需要时间整合原有资源。
从更广的经济视角看，这次区划减少反映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效率优先”原则。中央试图通过行政手段解决“条块分割”问题，但忽略了市场机制的缺失，导致经济调整的效果有限。这为后来的改革开放积累了教训。
深层原因三：行政效率与历史惯性
除了政治和经济因素，行政效率的追求和历史惯性也是1968年地区区划减少的重要深层原因。中国行政体系自古以来就强调“层级精简”，如秦汉时期的郡县制改革。20世纪50年代，专区制度的建立是为了填补省县之间的空白，但到60年代，其弊端日益显现：层级过多导致信息传递缓慢，决策链条冗长。
1968年的调整体现了“扁平化管理”的早期尝试。通过减少专区数量，中央希望缩短行政链条，提高响应速度。这在文革的混乱环境中尤为重要，因为地方需要快速执行中央政策，如“抓革命、促生产”。历史惯性则体现在：专区调整并非从零开始，而是基于1950年代的“行政区划调整”经验。1968年文件明确指出，要“参考历史区划，合并相似单位”。
一个行政效率的例子是江苏省的调整。1968年，江苏将苏州、无锡等专区合并为苏州专区（后改为地区），减少了行政单位。这一举措的行政逻辑是：苏州-无锡区域经济相似，合并后便于统一规划工业布局，避免重复投资。从效率角度看，这确实简化了审批流程，但也带来了挑战，如原有专区干部的安置问题，导致行政执行力短期下降。
总体而言，这些深层原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1968年区划减少的复合动力。它不是单一因素的结果，而是政治、经济和行政逻辑的综合体现。
现实挑战一：地方治理的混乱与权力真空
1968年地区区划减少虽然旨在提高效率，但实施过程中带来了显著的现实挑战，首当其冲的是地方治理的混乱。专区合并后，原有行政边界被打破，导致权力真空和职能重叠。许多地方干部在调整中被下放或调离，造成管理经验的断层。
具体挑战包括：一是决策延误。新专区需要时间磨合，地方事务往往陷入“无人负责”的状态。例如，在安徽省，1968年专区合并后，原芜湖专区的部分县在农业规划上出现分歧，导致春耕延误。二是派系斗争加剧。文革背景下，合并后的专区成为不同派系争夺的焦点，地方革命委员会内部矛盾激化，影响了社会稳定。
一个完整案例是广东省的佛山专区调整。1968年，佛山专区与江门专区合并为佛山地区，覆盖珠江三角洲核心区域。调整初期，原江门专区的干部与佛山干部在资源分配上发生冲突，导致地方水利项目停滞。直到1970年，通过中央干预才逐步稳定。这一挑战凸显了行政改革的“阵痛”：精简虽好，但过渡期管理至关重要。
现实挑战二：经济发展的滞后与区域不平衡
区划减少的另一个现实挑战是经济发展的短期滞后和区域不平衡。合并专区虽然旨在优化资源，但实际操作中往往忽略了地方差异，导致“一刀切”政策的弊端。
例如，在资源丰富的地区，合并可能促进协调，但在边远地区，则加剧了边缘化。1968年后，许多原专区的特色产业（如手工业）因行政调整而中断，地方经济恢复缓慢。数据显示，1968-1970年间，全国部分地区的GDP增长率低于预期，部分归因于区划调整的干扰。
一个经济挑战案例是贵州省的专区合并。1968年，贵州将遵义、铜仁等专区合并为遵义地区，旨在统筹山区资源。但合并后，原铜仁专区的矿产开发因管理混乱而停滞，地方财政收入下降20%。这反映了挑战的核心：行政调整需配套经济政策，否则难以实现预期效益。
现实挑战三：社会稳定与文化认同的冲击
最后，区划减少对社会稳定和文化认同构成了挑战。专区往往承载地方文化认同，合并后，地方居民可能感到“身份丧失”，引发不满情绪。在文革时期，这种不满容易被政治化，导致社会动荡。
例如，在少数民族地区，专区调整可能触及民族自治问题。1968年，新疆的部分专区合并引发了维吾尔族居民的抗议，担心文化资源被稀释。中央虽通过宣传缓解，但短期内增加了维稳成本。
一个社会案例是山东省的专区调整。1968年，山东将惠民、德州等专区合并为惠民地区，原德州专区的居民对“失去专区地位”感到不满，地方集会增多，影响了生产秩序。这提醒我们，行政改革必须考虑人文因素，避免“硬着陆”。
结论：历史教训与当代启示
1968年地区区划减少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深层原因——政治驱动、经济压力和行政效率追求——反映了当时国家治理的困境。然而，现实挑战如治理混乱、经济滞后和社会冲击，也暴露了行政改革的复杂性。这一事件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宝贵教训：区划调整需注重平稳过渡、地方参与和配套政策。
在当代，中国行政区划改革已更加精细化，如近年来的“省直管县”试点，避免了1968年的激进做法。理解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行政体系的演变，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通过回顾1968年，我们看到改革的必要性，也警示其潜在风险。